最近，市场上掀起的轩然大波主要集中在大马国民因以巴冲突而对与以色列或美国有关的产品展开抵制。

这次的消费者抵制美国产品的行动并非首次，早在2014年的加沙战争，以及2017年美国时任总统特朗普宣布耶路撒冷为以色列国都后，大马国民就自发呼吁或采取行动抵制美国产品，其中麦当劳餐厅每次都成为首当其冲的目标。

观察这次的抵制运动，似乎国民的反感情绪更为激烈，涉及的抵制企业范围也更广泛，甚至从最初针对美国企业的抵制，扩展到了涉及宗教、国家敏感商标或名称的本地企业，例如最近被列入抵制对象的Zus咖啡与US Pizza。

本文将探讨大马此次消费者抵制运动的意义与对大马营商环境的影响。

总体而言，经济抵制可分为几类：消费者抵制，即拒绝购买某产品；卖家抵制，即卖家拒绝向某群体销售商品；产业拥有者拒绝出售或出租房产；锁厂，即封锁工厂以迫使员工妥协；拒绝供款；以及国际禁运等。

不论是消费者还是利益相关者，发起方都为了实现某种社会或经济目的而牺牲自身短暂的利益，以迫使被抵制方妥协。这种行为本质上是两败俱伤、自我伤害的行为，违背了消费者的利益。

当消费者抵制某国或企业的产品时，他们放弃了选择对自身利益最有利的商品，限制了自己的选择，迫使自己消费较差或更昂贵的产品作为替代品。这违背了市场的基本原则，也是为何抵制很少能维持很长时间的原因。

尽管经济抵制违反市场原则，但如果目标明确，成功的经济抵制能推动社会和经济改革，有利于社会发展。

企业感担忧

历史上成功推动社会改革的经济抵制例子包括1955年的蒙哥马利巴士联合抵制运动，由于一名黑人女性罗莎·帕克斯在1955年12月1日拒绝听从巴士司机的命令，不肯为一名白人让座而引起。该事件触发了美国反对种族隔离的社会运动，乘客的抵制也为美国黑人权益赢得了重视。

观察大马当前的消费者抵制运动，表面上是为了支持巴勒斯坦而抵制以色列和美国企业的商品，然而随着事态的发展，消费者似乎已将抵制的对象从原本的以色列或犹太企业扩大至支持以色列的国际企业，甚至扩展到在大马的美国企业，最终演变成抵制本土企业。

问题在于，被抵制的消费品并非以色列或美国直接生产的商品，而是在本地经营的国际企业，如麦当劳为沙地阿拉伯公司Lionhorn Pte Ltd所拥有；大马的抵制运动也逐渐失去焦点，从最初纯粹的抵制以色列运动延伸至宗教和种族问题，引发网上无中生有的谣言，使本地企业感到担忧。

目标不明确

随着事态的发展，宗教和种族问题的敏感性已达到“神经质”程度，这无疑将严重影响大马的商业环境。

此外，大马的抵制运动也使焦点变得模糊，目标变得不明确。抵制的主要目的是迫使被抵制方妥协以达到既定目标；然而大马的抵制运动不仅未能迫使以色列和美国妥协，反而现在失去了焦点，抵制本地企业，只是伤害了大马经济，没有实际效果，如今的抵制运动只是成为发泄情绪的象征。

3原因美不会制裁大马

另一方面，大马消费者对美国企业产品的抵制，主要是为了通过实际行动支持巴勒斯坦。在这方面，我国首相安华多次表达对巴勒斯坦的支持，引起了美方的不满，导致大马接到三次外交照会。这令大马人民感到不安，担心美国可能对大马实施制裁，尤其是考虑到美国已经通过法律对哈马斯的海外支持者实施制裁。

然而，笔者认为美国对大马实施制裁仍有相当长的距离。原因有三：一是大马是美国在东南亚的战略伙伴，制裁大马将使其与美国的关系陷入竞争对手的困境，不利于美国在东南亚的战略发展；二是制裁大马可能引起伊斯兰国家的反感，这不符合美国当前的经济与战略部署；三是我国首相已经出席了本次亚太峰会，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对以巴问题立场的放缓。

这突显我国首相虽然强烈支持巴勒斯坦，但始终将我国的经济利益置于首位。

综合而言，成功的经济抵制运动有助于推动社会和经济改革，促进国家社会与经济的发展。然而，失焦的抵制运动只会带来社会成本而毫无意义，政府不应该袖手旁观或默认抵制运动。

尽管推崇自由民主的政府不应该压制民间运动，但它可以扮演引导的角色，特别是在抵制运动失去焦点演变为种族宗教问题时。政府应该发挥缓和的作用，确保国内的抵制运动不过于激进，不会影响商业环境和民生，也不会加深各族群之间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