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病威胁全球经济寿命。最紧迫和重要的需求，是让政府、企业和家庭生存下来。政府必须振兴经济和生计，以避免冠病衰退成为长期的不景气。

冠病危机显然是一个“黑天鹅事件”，威胁公共卫生和生计。大流行和遏制的努力都不是源于商业营运和决策，但仍然会对后两者造成紧迫的后果。

造成紧缩代价高昂

在东亚和一些其他社会，成功的早期预警和预防措施，以及感染者的检测、追踪和治疗，加上充分的社交距离、孤立和隔离措施，到目前为止足以遏制传染。

当这种措施未采取、采取不足或失败，而传染病蔓延时，“居家”封锁就是必要的。许多国家实施了全国封锁，这种预防和其他预警措施减少了许多领域的经济活动和需求。

当着大流行未发生，尝试维持总体需求，是不合理的。无论政府做什么，一些出口损失是难免的。因此，应对冠病衰退的最大挑战，是避免长期衰退或不景气。

由于持续需要保持社交距离和其他预警措施，而且很可能在未来一段时期不变，无论有没有疫苗，有些企业中断会久于其他企业，即若非长期，则较可能是中期。

很多企业可能无法在大规模停顿和需求大跌中生存下来，无论是多么短暂。这种企业可能破产，严重影响员工家人、相关企业，以及直接或间接的雇员。

必须从其他经验和“做中学”快速学习许多事物。某些企业和领域可能无法生存，选项应包括企业重新部署、基础设施和设备用途改变，以及员工重新培训。

严格的验证和改正可在事后进行，甚至是解封以后才进行。应有足够严格的条件来阻止滥用，而不是参与。例如，事后发现“过多”的政府补助或津贴，可以转换成低利息贷款，政府可在事后收回，而不是被当做刑事欺诈。

企业中断威胁生计

企业中断有更广泛的可能影响，它威胁整个经济，有长期的代价。如果包括企业家、员工和客户之间的信任在内的关系中断，那么就必须重建，需时间和花费。

传统经济学忽略了雇用员工、寻找和留住客户、获取信用和投资资本、建立信任和其他关系所招致的“事务成本”，因此在政策的引导方面是欠佳的。

这种措施造成强制的闲置或休眠，必须协助企业生存，并保护生计。尤其是小型、储备较少的企业，将需要协助留住员工和避免企业清盘。

简单的支薪制度是有帮助的。闲置员工应立即获得特别社会保障，保住正式雇员身分。这种措施将最小化他们返回工作时的重新雇用成本，但雇主不应有过度的债务负担。

对于公共卫生措施的影响，政府可能无法停止，更别说扭转或完全补偿。不过，它们肯定可以协助减轻大流行造成的经济困难，并把对经济的持久影响最小化。

重点在于，政府在适当的时候介入，可让无可避免、潜在的短暂衰退，不变成较长的持久萧条或不景气。如果政府没有适当的措施，那么工作中断造成的输出损失，将造成巨额的企业损失，导致大规模裁员。

即使没有营运，企业也必须支付或吸收短期租金、长期租金、基础设施、水电和其他对企业维持和雇员福利重要的付款，如雇员健康保障。

一些国家（主要是发达国家）已立即和适当行动，以便让裁员、企业中断和员工福利损失最小化。

现有支援常不适当

政府也可更果敢地行动，把根据资产所有权或产权的非生产性寻租要求置于次要地位，重点关注更基本的营运成本，就像美国破产法让企业继续营运，自己摆脱困境。

许多政府已提供流动性，例如提供低息或无息贷款，以协助企业和员工在危机中生存。不过，这种措施仅在长期“缓和”债务负担、“延迟痛苦”，并未付还或补偿受害者收入损失。

收入损失的暂时和部分补偿，可让企业在封锁结束后快速恢复营运，而不是还要应对额外的债务负担。许多企业需要协助才能生存，援助的提供可以是有条件的，如避免或最小化裁员。

延迟缴税也有帮助，不过往往获利益的是更多税务责任的富人，而不是受到最负面影响或最有需要的人。

直接付款无疑是有帮助的。不过，如果没有一些“轻易”锁定的目标（尤其是企业），往往最有需要的一方可获得的太少，没有需要的一方却获得利益。

虽然决策者一般坚持，扶贫计划要先检测财产，但他们很少要求锁定目标企业，降低了救济的效率。

现存、已发展的社会保障系统，可更轻易“补偿”闲置员工，不过发展中或过渡性经济体很少能提供。

低收入、临时员工和许多自雇人士通常债务多于储蓄。他们不能在暂时的损失中生存，更有可能因封锁而被取代，且更不可能居家作业。政府可轻易改良“失业救济金”，把先前所得的更高份额给最贫穷的人。

当“费用最后承担者”

3月，美国加大柏克莱分校法籍经济学家赛斯和祖克曼提出，政府可通过“费用的最后承担者”计划，协助舒缓痛苦和中断，受负面影响的企业通报了无可避免的每月开销和维护成本，就有资格获得政府援助。

这种“费用的最后承担者”计划将减少员工和企业的困难。企业暂时停顿或缩小营运，以“止血”或避免破产，在条件改善时迅速振作起来。

它将维持家庭和企业的“现金流”，最小化冠病冲击对需求的负面次要影响（如被解雇员工消费花费较少），并在需求恢复时更迅速复苏。

如果与有效的遏制传染措施良好地互补，“费用的最后承担者”计划可让企业营运在早期恢复。虽然在封锁期间政府的开支难免会升高，但政府开支仍然是可管理的，因为资金通常来自主权债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