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永定（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前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前所长）

中国的经济表现最近引发了相当浓厚的悲观情绪。

2023年次季中国经济按年增长仅为6.3%，结合2022年次季（当时各类疫情限制仍在抑制经济活动）的较低基数来看令人甚为失望；今年7月中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自2021年以来首次进入负值区间，引发了人们对通货紧缩螺旋上升的担忧。

而所有这些悲观情绪能否成立最终要取决于一个关键问题的答案：中国最近的GDP增速下滑是某些经济状况根本性变化（比如人口老龄化、规模收益减少、后发优势消退以及环境成本上升）的体现，还是可以通过更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来解决？

事实上，尽管持续两位数增长的时代几乎已经结束，但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仍具备增长明显高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优势地位。毕竟该国的人均GDP尚不及美国的1/4。

通胀不太可能飙升

而成功的关键则在于政策：中国必须在坚持改革开放进程的同时，运用财政和货币杠杆来应对各类增长和价格数据。

如果增长和通胀都处于低迷状态，那么就适合采取财政和货币扩张；相反如果通胀大幅上升就应随之收紧货币政策，即使这会导致经济增长放缓。

除非发生黑天鹅事件，否则就目前而言，通胀似乎不太可能飙升。中国的CPI自2012年5月以来一直徘徊在2%左右，同时其生产者价格指数在过去1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为负值。该指数在2012年3月跌至负值区域并持续了54个月、从2019年6月开始的17个月中有16个月为负值、自去年10月以来一直处于负值区间。

与此同时中国的GDP增速持续下降，从2010年第一季度的12.2%，下降到2019年第四季度的6%。2020-2022年中国的年均增长率约为4.6%。

央行坚持“精准滴灌”

而这种增长疲软和低通胀（甚至负通胀）的组合也为实施促增长型财政和货币扩张政策提供了充分理由。

但在过去十年里中国当局对增长采取了谨慎态度，所设定的年度目标也会比前一年的实际增长率低几个基点。政府辩称保守的增长目标为其提供了更多空间，去推进旨在升级中国增长模式和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率的改革；但追求更高GDP增长是否真的会阻碍这一努力仍在存在争议。

而显而易见的是中国政府致力于遏制财政失衡状况。这意味着将政府负债控制在相当于GDP的60%以下，将预算赤字控制在GDP的3%以下——且通常会留有很大余地。

2009年预算赤字与GDP之比为2.8%，2011年则降至1.1%，原因是中国政府急于退出其4兆人民币（约2.62兆令吉）的刺激周期。许多中国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都为自己在遵守《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的财政规则方面比大多数欧洲国家做得更好而感到自豪。

虽然在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下中国政府的或然负债额无疑较高，但中国的财政状况仍然比大多数西方国家强健得多。

诚然中国的预算赤字相对GDP的比例自2015年以来一直在上升，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减税而非政府支出增加的结果。尽管很少有西方观察人士承认这一点，但供给侧经济学在中国的影响力要比在美国更大。

由于政府一直奉行谨慎的财政政策，中国人民银行一直在过多目标——经济增长、就业、内外物价稳定、金融稳定，甚至金融资源配置——之间疲于应对。尤其是它不得不对房价指数的周期性变化做出回应：如果该指数大幅上涨，人行就会勒紧货币政策的缰绳。

加大宏观政策调控

在更广泛意义上人行已承诺不会推行“大水漫灌”——即向经济注入大量流动性——而是坚持“精准滴灌”。

毫无疑问，中国本可以借助更激进的宏观经济政策，在过去十年里实现更高增长。尽管现在说这个为时已晚，但中国仍然可以实现一个更具活力的未来，但前提是中国必须实施精心设计的财政和货币扩张政策，其重点是提振有效需求并最终促进经济增长。

幸运的是我们有理由希望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会朝着这个方向前进。政府最近将需求不足定义为中国面临的一个关键宏观经济挑战，并宣布中国应“持续用力、乘势而上，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精准有力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

这可能是近几年来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方针的最重要变化。如果中国当局将其转化为有效的政策，更高、更稳的增长也将随之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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