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个月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上，数百家金融机构宣布会拿出数兆美元资助气候变化解决方案。

然而有一个重大障碍横亘在了众人面前：世界金融体系实际上阻碍了面向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流，给许多国家设下了一个金融死亡陷阱。

经济的发展取决于对三种主要资本的投资：人力资本（健康和教育）、基础设施（电力、数字、交通和城市）和商业。贫穷国家以上各项资本的人均水平都较低，因此也具备通过对其予以均衡投资进而实现快速增长的潜力。如今这种增长可以而且应当是绿色和数字化的，而不是过往那种高污染型增长。

自我实现的预言

全球债券市场和银行体系本应为可持续发展的高增长“追赶”阶段提供足够的资金，但这一切却并没有发生。从全球债券市场和银行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金依然很少，同时对借款人来说成本极高且不稳定。发展中国家借款人每年支付的利息费用往往要比富裕国家高出5至10%。

发展中国家借款人通常会被视为高风险群体。债券评级机构通过死板的公式给这些国家计算出较低的评级——只因为后者较为贫穷。然而这些自认的高风险其实被夸大了，而且往往会转化为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

当一个政府发行债券为公共投资融资时，它通常仰仗的是自身在部分或全部债券到期时实施再融资的能力——只要其债务能与政府收入的长期轨迹相契合就行。而一旦政府突然发现自己无法对到期债务实施再融资，那么它就很可能会被推向违约的境地——这并非出于恶意，也不是因为在长期上无力偿还，只是因为手头缺乏现金。

已经有太多的发展中国家政府遭遇过这种状况了。国际贷款人（或评级机构）往往会出于随便一个什么原因去认定某国已经变得不可信任，而这种看法则导致了该国政府的新贷款“骤停”。

如果无法获得再融资，政府就会被迫违约，进而“证实了”之前的忧虑是正确的。然后政府通常会转而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紧急融资。同时该政府往往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时间才能重拾其国际金融声誉。

富国贷款没骤停风险

而用本国货币进行国际借贷的富国政府则不会面临同样的骤停风险，因为它们有本国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向美国政府贷款被认为是安全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联储可以在公开市场上购买国债，实际上就是确保政府可以滚动偿还到期债务。

假设欧洲中央银行能作为最后贷款人，那么对欧元区国家来说也是如此。当欧洲央行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一时未能扮演这一角色时，几个欧元区国家（包括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都暂时失去了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的渠道。

中低收入国被歧视？

在那次闯下大祸后，这堪称是欧元区的一次濒死经历，欧洲央行强化了其最后贷款人职能，通过大量购买欧元区债券来实施量化宽松，从而为受影响国家的借款松了绑。

因此富国通常会以本国货币借款，除非出现了一些特殊的政策管理不善状况（比如2008年的美国以及在此后不久的欧洲央行），否则这都是一个成本低且流动性风险较小的做法。相比之下中低收入国家一般都是以外币（主要是美元和欧元）来借款，不但要支付极其高昂的利率，还可能遭遇骤停。

比如虽然加纳的债务与GDP比率（83.5%）远低于希腊（206.7%）或葡萄牙（130.8%），但穆迪公司却将其政府债券信用等级评为B3，比希腊（Ba3）和葡萄牙（Baa2）低出几级。加纳的十年期借款利率约9%，而后两国各自只需支付1.3%和0.4%。

各主要信用评级机构（惠誉、穆迪和标普全球）都会对大多数富裕国家和许多中上收入国家授予投资级评级，而对几乎所有中低收入国家和所有低收入国家予以次投资级评级。比如目前只有两个中低收入国家（印尼和菲律宾）获得了穆迪公司的投资级评级。

总值数兆美元的养老金、保险金、银行和其他投资基金都会因为相关法律、法规或内部惯例而远离次投资级证券。而投资级主权评级一旦丢失就很难恢复，除非政府能获得某个主要央行的支持。

在2010年代有20国政府，包括巴巴多斯、巴西、希腊，突尼斯和土耳其，被降级到投资级以下，而后来被重新升到投资级评级的5个国家中有4个在欧盟（匈牙利、爱尔兰、葡萄牙和斯洛文尼亚），没有一个在拉丁美洲、非洲或亚洲（第5个是俄罗斯）。

早就该全面改革

因此，我们迫切要对全球金融体系实施全面改革——这其实早就应该进行了。具有良好增长前景且亟待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应该能以体面的市场条款去获取可靠地融资。

为此，20国集团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该设计一个充分考虑各国增长前景，以及长期债务可持续性的改进型新信用评级系统，然后根据改进后的信用评级系统修订相关银行条例（比如国际清算银行的运作条例）以推动银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贷款。

为了协助杜绝这类骤停状况，20国集团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该利用其金融力量，去支持一个具有流动性的发展中国家主权债券二级市场。美联储、欧洲央行和其他主要央行应与中低收入国家央行建立货币互换。世界银行和其他发展金融机构也应大幅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贫穷国家）的赠款和优惠贷款。

最后但也同样重要的一点是，如果富裕国家和地区，包括美国几个州，能断绝与那些洗钱和避税港地区的勾结，那么发展中国家也会有更多的收入去资助可持续发展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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