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

永续发展世界做得如何?/Project Syndicate

作者:约翰·W·麦克阿瑟(布鲁金斯学会可持续发展中心主任、高级研究员)、

霍米·卡拉什(布鲁金斯学会可持续发展中心高级研究员)

任何每日阅读新闻的人都会觉得世界正在衰退。在如此多的冲突和社会紧张状态下,联合国不时会警告说只有17%的永续发展目标——也就是所有国家在2015年设定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目标——有望在2030年如期实现,这不禁让许多人怀疑这些目标是否还有意义。

但我们不应陷入悲观情绪,而是要审视世界在哪些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哪些方面似乎停滞不前,哪些方面确实在倒退或接近恶化临界点。

这是我们与同僚奥德拉·奥涅奇在最近的研究中所做的事情:评估全球各国的进展。我们的主要发现之一是“一切照旧”这个词恰当地描述自2015年以来的许多趋势。

然而在评估永续发展目标时必须记住其高屋建瓴的本质:制定这些目标并不仅仅是为了延续更繁荣、包容和永续社会的长期发展模式,而是旨在大幅加快这一进程。比如永续发展目标5不仅呼吁长期坚持数百年来的性别平等进程,还合情合理地呼吁要迅速进行变革以在2030年实现全面性别平等。

 

进度参差不齐

即使进展速度不足以实现193个国家所承诺的目标,也不意味着一切都在恶化。我们的研究考察了24个与永续发展目标相关的国家级指标并从提出一个基本问题(自2015年以来情况是否有所改善?)开始,并且发现从扩大海洋保护区到扩大供水和卫生设施的18个指标在全人类层面都有所改善。

这些进展并不能减轻在其余六项指标上倒退的苦况,尤其是那些与饥饿和粮食安全相关的指标,更不用说冠病疫情对健康和教育造成的可怕后果。但这些进展确实表明了我们为何需要更加系统地区分实现永续发展目标的进展。

对抗爱滋有成

当我们调查哪些趋势自2015年达成永续发展目标协议以来发生了变化时,结果却比较平淡。进展最明确的领域是爱滋病毒发病率、爱滋病抗逆转录病毒治疗覆盖率以及电力供应。

就连那些基础设施缺乏国家(如塞拉利昂和刚果)的爱滋病治疗数据都取得了非凡突破。人类在这个21世纪初缺乏系统性政策响应的全球问题上确实取得了显著进步。

然而我们发现有8项指标的长期进展率没有变化,另外9项指标的进展速度放缓,还有4项指标缺乏足够的2015年之前数据来评估长期变化。

结论是,没法用一个单一的整体描述来概括所有永续发展目标。大多数国家在各种事务上表现参差,意味着世界需要一个更平衡的记分卡来记录成功和失败。

减贫遇挑战

此外进展缓慢并不总是一件令人惊讶的事。疫情导致极端贫困人口数量在短期内明显增加,但大部分影响现已消退。尽管过去几年发生了许多重大全球性冲击,但人们发现同样的核心挑战依然存在:极端贫困现象仍然集中在那些原本就难以减贫的国家。

在某些方面的表面进展速度并不能说明问题。以环境为例,受保护区域的年度变化或温室气体排放并不能说明达到灾难性临界点的风险。如果你被困在一辆滑向悬崖的汽车里,那不应该纠结于车速表的读数,而应该想方设法及时踩刹车。

虽然临界点无法准确预测,但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许多地球极限已被突破。

世界距离将全球变暖幅度控制在比工业化前水平高1.5℃以内,或充分保护自然以阻止大规模物种灭绝的目标相去甚远。

两极化发展

其他与永续发展目标相关的个别问题可能会引发相互矛盾的论述。

以儿童死亡率为例,在2015至2022年间,5岁以下儿童的年死亡人数减少了100多万,从610万减少到490万。

国家层面的趋势喜忧参半,20个发展中国家取得较快进展,40多个国家进展缓慢。

如果目前的趋势持续下去,到2030年将有60个国家无法实现每1000名活产婴儿中死亡不超过25名的永续发展目标。到2030年时这些落后进度将导致超过1000万人死亡。

人们既为取得的进展感到振奋,又为面临的挑战感到焦虑。值得注意的是到本世纪末一半以上的儿童死亡人数增长可能发生在三个国家——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和刚果。因此可以想象,只要国际社会齐心协力帮助当地领导人取得突破,就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个问题的全球图景。

不放弃希望

总体而言,对永续发展目标进行细致入微的评估既可以鼓舞人心,也能让人保持对当前状况的清醒认识。

从开创性的健康干预措施到即使在世界上最恶劣的环境中也能惠及人们的数字现金安全网,科技突破不断推动着新的进步。当制度、融资和透明的监管体系协调一致时,进步仍然可以很快。

世界充满了报警信号,很大一部分人类也背负着沉重的负担。尽管2020年代全球出现了重大动荡,但我们仍在朝着共同的成功标准迈进——虽说速度还是太慢。我们没有理由放弃希望。

问题不是一切都在恶化,而是许多事情并没有比以前更快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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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消费社会困兽斗/Project Syndicate

中国的工程实力非同凡响。从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和环境友好城市,再到航天系统和高速列车,该国在先进物质资本方面的惊人积累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

然而,这些供给侧的实体工程成就却并未转化为需求侧的社会工程努力,尤其是在刺激消费需求方面。

这种脱节状况源自于强调稳定和控制的现代中国政治体系。虽然对这些方面的关注使中国得以成为世界的“终极生产者”,但却未能成功揭示中国消费者的DNA。

政府强制指令下的社会工程,与塑造了西方人类行为和消费模式的激励式、放任自流和个体主义精神形成了鲜明对比。

中国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仍然低于40%,而发达经济体的这一数字约为65%,中国那些关于消费者主导型再平衡的言论一直以来都鲜有实效。

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在《丰裕社会》(The Affluent Society)中记录了美国消费社会的基因。其主要特征包括收入和财富的向上流动、开放沟通和信息的传播、个人主义和选择自由、生活方式的不平等减少、代际财富转移以及最终选举政治代表的能力。

西方消费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渴望提升自身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的主张。

技术极权主义兴起

这就引出了一个基本问题: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否与现代消费文化格格不入?

面对中国新出现的技术极权主义,这个问题似乎更加切中要害,因为它似乎与消费主义所依赖的基本自由相矛盾。

新近出现的技术进步(尤其是面部识别和其他形式的监控),再加上社会信用体系和严格的审查制度,与我们在西方所熟知的消费社会完全是两个样。

归根结底,动用国家机器对生产者施加影响,这可以追溯到该国生产者受到国家计划委员会严格管控的早期岁月,远比赋予消费者基本自由要容易得多。

如今,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钟摆从曾经充满活力和企业家精神的私营部门转向国有企业,这种情况再次成为了现实。

中国政府过去十年间对本国社会的日益严控,与刺激消费的目标背道而驰。

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上台后不久,便发起了一场旨在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种“坏习惯”的“群众路线”教育运动——在他看来,这些习惯正是导致中国社会堕落和中国共产党腐败的关键原因。

这项工作最初被视为习近平标志性反腐运动的分支,但后来却逐渐独立了出来。

2021年习近平又加大了打击不良习惯的力度,对互联网平台企业的监管打击,不仅针对阿里巴巴的马云等中国企业家,还针对与电子游戏、网络音乐、粉丝文化和私人辅导相关的所谓过度生活方式。

无法容忍西方消费主义

这种由国家主导的社会工程表明,中国当局几乎无法容忍西方消费社会DNA中所蕴含的可能性和乐观主义观念。

这种宏图大志与监管思维不匹配的另一个例子,则是中国为解决劳动力萎缩背后人口问题的反复尝试——由于现已废除的独生子女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该国劳动力数量将在本世纪末之前下降。

中国政府最近宣布了多项提高出生率措施,包括改善生育支持、扩大托儿能力以及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其他努力。但这只是2015年实施二胎政策和2021年放开三胎政策后一系列行动中的最新举措而已。

生育率仍低

尽管出台了这些举措,但中国的生育率仍远低于每名育龄妇女2.1个活产婴儿的更替率。民意调查数据指向了有两个原因:对育儿费用急剧上升的担忧,和根深蒂固的小家庭文化规范。

后一点凸显这个问题的行为学方面——即年轻一代中国人已经习惯了一胎化家庭。人们对政府试图强制推行计划生育的抵制,与对政府推动增加消费者需求的抵制并无二致。

将恐惧转化为信心

释放中国消费潜力的关键,在于将恐惧转化为信心,实现这一转变需要从根本上改变塑造家庭决策的思维方式。

而这正是政府遇到阻碍的地方:激励人类行为与要求国有银行增加基础设施项目贷款或国有企业投资房地产可完全不一样。

虽说我是在用西方的视角来看待中国的问题,而经验也告诉我此类问题需要从中国的角度来审视。

但即便如此,对消费的促进还是关乎人类体验的本质:究竟是否存在一个与作为西方社会底色的向上精神相悖的、欣欣向荣的中国特色消费文化?

中国长期存在的消费不足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可能取决于这些对人类行为的深入思考。

最近召开的中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暗示政府即将出台另一项大规模消费刺激政策。

但如果中国当局还是一门心思加强对社会规范和人类精神的控制,那么从家电以旧换新到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所有的刺激努力都可能付之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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