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改革振兴中国经济/Project Syndicate
在经济放缓时期，情况往往会在好转之前变得更糟，而这也在9月底推出了冠病疫情以来最大刺激方案的中国身上得到了印证。
政府政策的忽然出台，让许多人感到意外，但这类政策突然转向，对中国来说其实并不新鲜。
2021年对互联网行业的监管打击、2022年“冠病清零”政策的终结，以及2014年以来计划生育规则的变化都是类似的急转弯。
在最近出版的《高压线：中国是如何监管大型科技企业和治理经济的》一书中，我解读了中国政策制定的三个决定性特征：等级制、波动性和脆弱性。
中国自上而下制定强行制定政策（等级制）的中央集权决策架构，会催生各类突发而剧烈的政策转变；这些政策经常遵循周期性模式，在紧缩和宽松之间摇摆不定（波动性）。
同时即使出发点是好的，这些政策也常常会产生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显现的意外后果，而等当局意识到时往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方能扭转局面了（脆弱性）。
中国对日益紧迫的通缩威胁的缺乏应对，就完全符合这一模式。
尽管一年多来各种警示信号已经很明显，但出于一些（合情合理的）原因，政府一直不愿采取大胆措施来重启经济增长。
最值得注意的是，当局早已敏锐地意识到有必要摆脱经济对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的传统依赖，转向如高科技创新等更可持续的增长来源。
然而，中国仍在努力摆脱2008年大规模刺激政策的影响，特别是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积累的过度债务——这种趋势在几年前将中国推向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临界门槛。
此外，中国最高领导层担心消费驱动型增长，可能会让本国成为一个福利国家，而这在他们看来是浪费和低效的，不符合他们对中国作为自力更生的工业和技术强国的长期愿景。
通缩越久代价越高
因此，中国政府没有听从采取大胆刺激措施的呼吁，只是采取了一些温和措施来阻止经济下滑。
不出所料，这些措施对通缩威胁收效甚微。
与此同时，政策制定者专注于维持财政纪律，同时继续投资于生产——即便这加速了太阳能电池板和电动汽车等行业的产能过剩，并因此加剧了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紧张局势。
现在，中国正面临着以通缩和停滞为特征的日本式“失去的十年”。
经济学家警告说，通缩持续的时间越长扭转这一状况的成本就越高。
突然180度转向
幸运的是，中国领导人似乎终于听进去了：政府突然180度转向，开始全面动员其货币和财政工具来拯救摇摇欲坠的经济。
这是正确的举措，因为目前中国需要的正是大力刺激经济。但此举并非毫无风险。
股市对刺激措施做出了热烈反应，创下了自2008年以来最好的单周表现。鉴于投资者预计政府将出台更多财政措施来支撑经济，投机行为也因此猖獗起来。
应恢复地方分权
现在人们担心突然注入经济中的资金，可能会造成股市泡沫，为下一次金融危机埋下隐患。
如果这种风险成为现实，中国政策制定者就将再次面临一个打地鼠似的危机管理局面——这边刚刚扑灭一场危机，那边另一场危机又冒头了。
为了避免这种结果，中国必须采取措施去尽可能减少政策干预带来的意外后果，比如建立实时、准确的反馈机制，以便在泡沫形成和危机爆发之前进行中期修正。
更重要的是，中国必须破除其基于自上而下法令的仓促、戏剧性政策转变习惯，回归过去那种行之有效的做法：基于分权式政策试验的渐进式改革。
这种实验是中国市场改革进程最初三十年的标志——当时经济实现了年复一年的两位数GDP增长。
通过赋予地方当局权力，利用本地知识和测试新想法，中央政府实现了了层出不穷的政策创新，但近年来它却越来越依赖不利于经济的自上而下决策。
权力重新下放
大胆的刺激措施，可能会为中国赢得时间，但无法带来持久的繁荣。为此，中国必须采用曾推动其崛起的分权治理方式。
这意味将权力重新下放，鼓励地方当局测试那些适合本地情况的解决方案的自下而上举措。
问题是，北京是否愿意在追求对经济长期掌控的过程中，放弃任何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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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再跌几率仍高/Project Syndicate
作者：吉姆·奥尼尔（曾任高盛资产管理公司主席，英国财政大臣）
虽然我已不再每天在市场里摸爬滚打，但我从未忘记自己早年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在金融业工作时学到的一些重要经验：犯错要比做对容易得多。
以2025年初的一个重大意外为例。在特朗普于去年年底赢得大选后美元汇率稳步走高，这反映了各界对美国经济增长相对强劲、额外的财政刺激以及出台新（或许更高的）关税的普遍预期。这些措施本应使美元进一步走强，但它近期却出现了大幅下跌。
另外一个我很早就认识到的事情就是，鉴于外汇市场的规模和深度且所有已知信息都会很快在该市场中被定价，对一些压倒性共识看法持怀疑态度是有好处的。通常情况下那些共识性前瞻中的某些因素，会被证明是有问题的。
例如我就奇怪地发现许多预测者都认为，关税有利于美元且不太可能对美国经济造成过度损害，即便它对美国消费者的影响是净负面的。
还有一个事实就是一些与特朗普最为亲近的经济顾问，曾公开表示其他货币需要走强。这就是他们一直在推动一个新版本的1985年《广场协议》的原因——当时日本和德国在这项著名协议下同意提升本国货币对美元汇率以安抚美国。
美国确实“出类拔萃”
而所谓的“海湖庄园协议”（Mar-a-Lago Accord）大抵也是如此。在我看来很明显的一点是，特朗普政府专注于美国制造业及其自身对竞争力的定义，而这两者都没有为期待美元持续走强提供多少依据。
当然，通常的反驳理由是鉴于“出类拔萃”的美国经济具备各类无与伦比的优点，美元走强是无法阻止的，也因此需要征收关税。美国确实“出类拔萃”。它拥有深厚且高流动性的金融市场和尖端技术，在安全事务上独占鳌头，在整体增长方面傲视同侪。
通胀滞涨引发担忧
如果美元在2025年的相对疲软仅仅是一次价格修正，那么，这些时髦的论点很可能会再次出现并使美元再次上扬。然而，一些周期性、结构性甚至系统性的因素，却更可能使美元继续走软。
在周期性因素方面，近期一些高频数据表明，美国经济将在短期内走软，外界密切关注的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GDPNow跟踪器预测今年第一季度将出现负增长。
当然，现在想要知道这会否得到证实还为时过早。但尽管这可能只是该数据的一个暂时性或技术性现象，但它并不是唯一的警示信号。最新的商业和消费者信心调查结果也令人担忧。
此外，就连金融业以外的人们，也对未来的通胀越来越不放心。密歇根大学最新的五年期通胀预期调查，也是我最喜欢的指标之一——显示通胀预期上升至3.9%，为30多年来最高。如果这一趋势持续下去，那就得小心了。
一些分析师认为，由于调查方法的改变，以及怀疑民主党选民比共和党和无党派人士更倾向于回应调查，这一指数已不如以往那般可靠了。但专业民调机构知道如何处理这种差异，除非其实际计算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更加偏向民主党，否则上述说法都难以令人信服。
无论如何，越来越多的评论家突然谈论美国的滞胀问题，而且其他国家对于特朗普那些反复无常且咄咄逼人的行为也并非无动于衷。
主导地位或终结
正如我上个月所指出的，许多国家——尤其是欧洲，但也包括中国的政策制定者都认识到自己必须做出改变，以减少本国经济对美国的依赖。
美国和全球的所有这些事态发展，都是美元近期下跌的原因。
但除了“周期性”的下跌之外，还存在一个更根本的问题。
如果特朗普坚持征收关税，而关税又确实推高了美国的通胀率，并对实体经济产生了连锁反应，那么美元的更长期均衡价值，很可能会低于其原本可以达到的水平。
如果特朗普继续加码执行自己当前的做法，那么美元汇率当然也要随之调整，而且调整幅度可能会相当大。
这就把我们引向了系统性方面。学术界一直都在争论美元能坚挺如此之久的原因，其中一些人认为美元的价值与美国作为安全保障者和二战后多边机构主导性参与者的权势密不可分。
如果美国现在放弃这些角色，那其他国家将被迫站出来维护自身利益，而美元无可置疑的主导地位也可能会因此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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