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

治理改革振兴中国经济/Project Syndicate

在经济放缓时期,情况往往会在好转之前变得更糟,而这也在9月底推出了冠病疫情以来最大刺激方案的中国身上得到了印证。

政府政策的忽然出台,让许多人感到意外,但这类政策突然转向,对中国来说其实并不新鲜。

2021年对互联网行业的监管打击、2022年“冠病清零”政策的终结,以及2014年以来计划生育规则的变化都是类似的急转弯。

在最近出版的《高压线:中国是如何监管大型科技企业和治理经济的》一书中,我解读了中国政策制定的三个决定性特征:等级制、波动性和脆弱性。

中国自上而下制定强行制定政策(等级制)的中央集权决策架构,会催生各类突发而剧烈的政策转变;这些政策经常遵循周期性模式,在紧缩和宽松之间摇摆不定(波动性)。

同时即使出发点是好的,这些政策也常常会产生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显现的意外后果,而等当局意识到时往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方能扭转局面了(脆弱性)。

中国对日益紧迫的通缩威胁的缺乏应对,就完全符合这一模式。

尽管一年多来各种警示信号已经很明显,但出于一些(合情合理的)原因,政府一直不愿采取大胆措施来重启经济增长。

最值得注意的是,当局早已敏锐地意识到有必要摆脱经济对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的传统依赖,转向如高科技创新等更可持续的增长来源。

然而,中国仍在努力摆脱2008年大规模刺激政策的影响,特别是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积累的过度债务——这种趋势在几年前将中国推向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临界门槛。

此外,中国最高领导层担心消费驱动型增长,可能会让本国成为一个福利国家,而这在他们看来是浪费和低效的,不符合他们对中国作为自力更生的工业和技术强国的长期愿景。

通缩越久代价越高

因此,中国政府没有听从采取大胆刺激措施的呼吁,只是采取了一些温和措施来阻止经济下滑。

不出所料,这些措施对通缩威胁收效甚微。

与此同时,政策制定者专注于维持财政纪律,同时继续投资于生产——即便这加速了太阳能电池板和电动汽车等行业的产能过剩,并因此加剧了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紧张局势。

现在,中国正面临着以通缩和停滞为特征的日本式“失去的十年”。

经济学家警告说,通缩持续的时间越长扭转这一状况的成本就越高。

突然180度转向

幸运的是,中国领导人似乎终于听进去了:政府突然180度转向,开始全面动员其货币和财政工具来拯救摇摇欲坠的经济。

这是正确的举措,因为目前中国需要的正是大力刺激经济。但此举并非毫无风险。

股市对刺激措施做出了热烈反应,创下了自2008年以来最好的单周表现。鉴于投资者预计政府将出台更多财政措施来支撑经济,投机行为也因此猖獗起来。

应恢复地方分权

现在人们担心突然注入经济中的资金,可能会造成股市泡沫,为下一次金融危机埋下隐患。

如果这种风险成为现实,中国政策制定者就将再次面临一个打地鼠似的危机管理局面——这边刚刚扑灭一场危机,那边另一场危机又冒头了。

为了避免这种结果,中国必须采取措施去尽可能减少政策干预带来的意外后果,比如建立实时、准确的反馈机制,以便在泡沫形成和危机爆发之前进行中期修正。

更重要的是,中国必须破除其基于自上而下法令的仓促、戏剧性政策转变习惯,回归过去那种行之有效的做法:基于分权式政策试验的渐进式改革。

这种实验是中国市场改革进程最初三十年的标志——当时经济实现了年复一年的两位数GDP增长。

通过赋予地方当局权力,利用本地知识和测试新想法,中央政府实现了了层出不穷的政策创新,但近年来它却越来越依赖不利于经济的自上而下决策。

权力重新下放

大胆的刺激措施,可能会为中国赢得时间,但无法带来持久的繁荣。为此,中国必须采用曾推动其崛起的分权治理方式。

这意味将权力重新下放,鼓励地方当局测试那些适合本地情况的解决方案的自下而上举措。

问题是,北京是否愿意在追求对经济长期掌控的过程中,放弃任何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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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恐惧症与美国大选谎言/Project Syndicate

大谎言(Big Lie)已经变得更大了。特朗普及其狂热追随者关于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被操纵和窃取的错误说法,让基于事实的问责制走到了尽头,而这也对深陷困境的中美关系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中国恐惧症是一个表明大谎言如何破坏了美国国家政体各项规范的明显范例。对中国的非理性恐惧已经失控。这里包含了美国所面临的诸多所谓威胁:中国在美国贸易赤字中占据的巨大份额;令人担忧的华为5G网络后门;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和码头装卸起重机;美国基础设施在面对一个所谓伏特台风(Volt Typhoon)黑客网络攻击时的脆弱性;以及TikTok平台对无知美国青少年性格和隐私的潜在侵犯。

我已经指出过这些担忧都源于一些与美国反华政治议程一致的虚假叙事。这些叙述并非凭空而来,而是反映了学术心理学家所谓的“叙事认同”对扭曲事实的投射,这种认同会对“自传体式的过往进行重构”。

虚假叙事

不幸的是在美国这种过往反映了一种可追溯到长期种族和民族偏见历史的、有毒的身份政治类别。当然正如我在书中详细阐述的那样,中国同样难辞其咎,因为它也为了实现自身目的而采纳并宣传关于美国的虚假叙事。

在研究虚假叙事对美国涉华事务辩论的破坏性影响时,我强调了依据间接证据和猜测来讨论施加伤害的可能性,与基于确凿证据的“铁证”去这样做的意图之间的区别。而对中国恐惧症的夸大式忧虑则主要属于前一种情况。

比如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要求人们试想如果中国的电动汽车在美国高速公路上化身破坏性武器的话会是何种情景。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警告说如果中国决定激活其嵌入的恶意软件,那么美国大批关键基础设施将受到攻击。

关于中国将在2027年入侵台湾的担忧则反映了美国印太司令部前负责人、退役海军上将菲尔·戴维森那老掉牙的预感。

而这些关键词——试想、如果、和预感——则充分说明了根据猜测行事的风险。

但这都并没能阻止美国政客。在最近举行的几次听证会上,美国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让人想起1950年代众议院非美国活动委员会针对所谓共产主义同情者的贴红色标签行为。

众议院喜欢猜测的倾向也促使其最近通过了25项反华法案,这是今年9月底被称为“中国周”的罕见系列立法活动。

催生不安结果

大谎言已经加速催生了一个更令人不安的结果:虚假叙事不再来自于叙事认同中某些基于事实的碎片,而是成为了彻头彻尾的谎言。

看看最近的新闻报道,密歇根大学五名中国毕业生因在美国国民警卫队训练演习(当时还有台湾军事人员参与)区域附近拍照而被指从事间谍活动。

但这些报道严重夸大了事实:这五名男子当时距离军事基地有50多英里远,而他们的罪名也不是从事间谍活动,而是对警察撒谎。

这条新闻基本上是虚构的,但充满了恐华情绪。它导致密歇根州一名共和党参议员试图取消对中国企业国轩高科的美国子公司即将耗资24亿美元新建的电池组件工厂的补贴。但国轩高科的最大股东其实是德国大众汽车而不是美国政客所声称的中国共产党。而该公司也成为了密歇根这个摇摆州的一项选举议题。

“大谎言”还出现在了其他恐华事件中。去年,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这位反华资历深厚的特朗普信徒公开警告说“中国黑客项目的规模已经大于其他所有主要国家的总和”。

但事实或许并非如此。根据牛津大学研究人员最新编制的世界网络犯罪指数,全球网络犯罪威胁依次来自俄罗斯、乌克兰、中国、美国、尼日利亚、罗马尼亚,朝鲜和英国,而排名第三的中国也只是比美国得分高一点点而已。

我并不是说应当忽视中国或其他任何外国势力对美国网络安全构成的潜在威胁。相反,美国高级官员必须更加开诚布公地谈论全球范围内的网络黑客行为,并承认本国在助长这类行为方面所扮演的角色。

忽略关键因素

随着谎言取代了真相,中国恐惧症不仅破坏了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还导致了严重的政策失误。正如美国政府曾将本国贸易赤字归咎于日本,现在又将怒火转向中国,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高额(甚至还可能更高的)关税。

别忘了仅靠双边行动可无法消除因国内储蓄不足而产生的多边贸易赤字。

结果可能是适得其反,甚至自我毁灭。美国在本身需要高性价比高品质的绿色技术以应对气候变化时却禁止了中国产电动汽车。而对中国的网络黑客行为的过度恐惧则主导了立法议程。

在“大谎言”之下,人们在现代历史上最重要的总统选举临近之际却无法得到足够的事实供应。这就引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大谎言”已经催生了一种氛围,在这种氛围中事实已经不再是政治言论和政策制定的前提。这会危及所有美国人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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