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

疫情代价有多大?/Project Syndicate

新冠疫情进入第三个年头,美国正享受着一轮旷日持久的股市繁荣,中国的全球贸易顺差也创下了历史新高。

但我们却有理由相信这些趋势不会持续下去: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美联储将在通胀压力下收紧货币政策,美国股市面临暴跌风险。

但是,即便是世界上最大的几个经济体的市场泡沫或强劲出口能够持续下去,大多数人也正在经历困难和焦虑。我们不能忽视这一点,更不用说系统变革的紧迫性了。

在应对疫情的过程中,政策制定者面临着一个可怕的两难境地:要么冒着导致更多新冠死亡的风险保持经济开放,要么实施隔离封锁而被迫摧毁生计。

范德比尔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经济学家W·基普·维斯库西(W.Kip Viscus)提出,将新冠疫情死亡事件“货币化”,以便更容易在降低健康风险带来的好处与经济失衡的代价之间进行权衡。

全球死亡成本159兆

维斯库西发现,以统计寿命价值(VSL)为衡量标准,2020年上半年,美国因新冠肺炎死亡造成的损失高达1.4兆美元(约5.9兆令吉),世界其他地区为3.5兆美元(约14.7兆令吉)。

虽然美国占死亡人数的25%,但它在全球死亡成本中的份额为41%,因为富裕国家的统计寿命价值较高。

一名美国人的身价为1100万美元(约4609万令吉),而一名阿富汗人的身价仅为37.07万美元(约155万令吉)。

截至2021年底,官方统计全球因疫情死亡总人数约560万,如果对该数据应用同样的衡量标准,死亡成本将达到38兆美元(约159兆令吉),占全球GDP的40%。

如果拿《经济学人》估计的实际死亡人数近1700万人来计算,这个数字将飙升至114兆美元(477.7兆令吉),相当于GDP的120%。

中国处理疫情的取舍方式与美国截然不同,中国选择通过严格的隔离封锁来保护生命,容忍相应的经济下滑代价。

如果中国的感染率和死亡率与美国相同(略高于2.9%),那么中国新冠肺炎死亡总数将达到410万人,而不是官方记录的4849人。

按中国275万美元(约1152万令吉)的统计寿命价值,这将意味着总数达11.3兆美元(约47.3兆令吉)的额外损失,相当于2021年中国GDP的67%。

即使在隔离封锁措施的影响下,中国经济在疫情期间的表现相对其它国家更好,这似乎可以得出结论:中国的做法有助于降低整体成本。

事实上,新冠疫情的实际代价会高于用统计寿命价值所衡量的成本。美国前财政部长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和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大卫·M·卡特勒(David M.Cutler)根据死亡率、发病率、心理健康状况和直接经济损失估计,2020年美国疫情导致的实际损失为16兆美元(约67兆令吉),相当于GDP的90%。

尽管成本很高,但像美国或中国这样的大国面临的困境,并没有较贫穷的发展中经济体面临的那么严峻。

由于巨额债务和有限的借款能力,这些国家的政府几乎没有政策空间来阻止本国经济的下滑。疫苗短缺和薄弱的卫生系统使这些国家更加脆弱。

脆弱国家贫民增加

国际货币基金(IMF)最近警告,由于疫情的爆发,40个脆弱和受冲突影响的国家的收入,正进一步落后于世界其他国家。

原因不难看出:这些国家缺乏有效管理或缓解社会、经济、政治、安全或环境风险的治理能力或资源。全球暴力事件已经达到了30年来的最高水平。到2030年,拥有近10亿人口的脆弱国家的贫困居民,可能占全球贫困人口的60%。

所有这些都对全球经济产生了消极影响。最新一期世界银行《全球经济展望》谨慎预测,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1年的5.5%,降至2022年的4.1%和2023年的3.2%。

这一预测的背后,是新冠病毒变异构成的威胁、不断上升的通胀、与日俱增的债务、日益扩大的不平等以及令人担忧的安全挑战。

像维斯库西、萨默斯、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工作人员这样的经济学家,可以用货币成本或GDP来衡量政策选择及其后果。

但政策制定者面临的困境从根本上说是一个道德困境,其争议的焦点之一在于什么时候个人偏好应该凌驾于集体利益之上。此外,尽管成本效益计算看起来是直观的,但新冠疫情、社会公平和气候变化等问题交缠在一起,已经形成一个复杂的系统性问题。

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正如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院长米努什·沙菲克(Minouche Shafik)最近所说,这场流行病清楚地表明,需要一种新的社会契约来应对当代挑战。

旧的社会契约植根于“创世纪”1:27中的“主宰法典”,上帝说:“让我们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人,统治海里的鱼、天上的鸟和地上的牲畜,统治整个地球和一切爬行在上面的生物。”

一起行动或一起灭亡

然而,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被授予了同样的权力。1493年,天主教会的发现学说授予基督徒奴役非基督徒并没收他们财产的权利。

1823年,这一学说在美国得到了呼应,当时最高法院裁定,州政府比土著印第安人拥有更多的权利。正如已故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和他的合著者大卫·温格罗(David Wengrow)所揭露:指导欧洲启蒙运动的自由和平等思想是在欧洲人与北美印第安人的第一次接触过程中形成的。

我们所需要的社会契约,必须反映塑造我们当今生活的世界的力量和价值观,包括我们的经济和社会之间的深刻联系、全人类的内在价值以及气候变化共同面临的生存挑战。

今天,我们的选择不是主宰,也不是被主宰;而是一起行动,或者一起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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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值高低经济应声/胡逸山博士

上篇谈到无论大家对特朗普的一些政治主张喜恶与否,然而他的一些经济理念对于本地也还是有值得参考之处的。而近日特朗普笃定再次入主白宫,大家关心的其中一个焦点,可能还是在特朗普任期内,马币相对于美元的币值孰高孰低?

的确,当特朗普再次当选的消息一出,美元的币值应声飙升。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体现了主要是美国各界,但也包括世界各大商界,对于他的当选的欣喜心态。因为特朗普到底是有着深厚的从商经验,所以当然被认为会采取更为亲商的经济政策,就有如他首任时的减税般,令人振奋不已。

这和在经济管理方面无甚经验的民主党对手贺锦丽形成强烈的对比。贺锦丽在竞选期间被问起如何应对经济挑战时索性顾左右而言他,不肯正面回答。这和特朗普即便是充满争议性但主动誓言推出的一些经济政策一比,高下立见。

所以涉商的各界当然看好特朗普的当选,而这也就反映在美元币值短暂的高涨上了。

但持续高昂的美元,是否真个是特朗普所希望看到的现象呢?答案应该更为是否定的。众所周知,特朗普崇尚“让美国再次富强起来”。而在他眼中的富强,主要是体现在美国本土制造业的复兴,能够再次制造许多不仅供美国本身自给自足地消费,而是也要大量出口的产品。

让美国商品便宜起来

但要更吸引世上其他地区购买美国出口的产品,则美元的币值必须偏低,如此海外各界才会认为美国产品便宜、“值得”。如果美元币值高企不下,则海外各界会认为美国产品昂贵、“不值得”,那倒不如去购买其他地方更为廉宜、可负担得起的产品好了。商人出身的特朗普,当然可以理解到这一点。

然而,再次当上总统的特朗普,又会如何来尝试维持美元币值的低位呢?主要应该会从两方面着手。其一,也是他相对能操控的,可以是训令美国财政部更大程度地“印钱”,让更多的美元在美国本土以至海外的市场上流通,而美元数量一多,其币值或多或少都会下滑。至于由此可能引起的通货膨胀,看来并不太过在特朗普的经济雷达覆盖范围内。

当然,美国的所谓印钱,不是粗糙的好像电影里的开印钞机来印,而是更为细腻地通过如在公开市场上买回美国国债等的间接方式来“放水”。

其二,特朗普应该也会老实不客气地对理论上独立运作的美国联邦储备局(相等于其中央银行)施压,要后者继续降息。而息口越低,则流通于市面上的美元也越来越多,美元的币值也就有了下降的压力。当然,特朗普的政治强势是否镇得住联储局,让后者屈服于他的低息要求,也还是个未知数。

无论如何,由此看来,马币未来一段日子里相对于美元的币值应该不会太低。这一来就对本地经济有一定的影响了。一方面在预期特朗普治下的美国无论对友对敌都会征收高关税的大环境下,本地对美国的出口应该会受到不小的打击。而另一方面,马币如果有着偏高的币值,那也会不利于本地的出口。

如此可能的双重打击,不知向来出口导向的本地经济,能经受得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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