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独立初期，森林覆盖着国土面积的75%。随后的62年里，森林面积消失了6万1000多平方公里，约莫19万个足球场之多，覆盖率减少至55%左右。

就在森林面积少了四分之一的当儿，人口增长了四倍，经济规模扩大了近36倍。

对一个年轻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森林覆盖率往往被视为经济发展难以避免的代价，因为经济的扩张，意谓着多点城市化，而人口的增长，更需要居住及农耕畜牧的土地。

按《全球森林观察》在线侦察系统的数据，于2001至2023年期间，约79%的树木损失，就源自于受大宗商品盈利驱动的森林砍伐，所以，每当国际棕油价格进入上涨循环，森林砍伐就会加速。

既然森林砍伐换来了财富增长，为何我们要如此在意森林面积的流失？

毁林代价超出想象

因为我们压根儿不知道那代价有多大！

我们对森林价值的评估，往往取决于森林砍伐所带来的经济价值，而不是基于森林砍伐所引发的破坏估算，更非出于森林保护所带来的社会利益的估值。

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后两者都不存在市场交易，没有交易，也就没有供需均衡所赋予的价格，来反映毁林的实际成本，或者护林的社会利益。

简单来说，因为桐木有价，所以就会有人出于商业利益而砍伐树林，但也因为森林的未来经济价值更高，所以森林砍伐需要管制，植树造林需要进行。一砍一种，皆为经济考量。

但假如毁林所造成的环境破坏，也可以有个市场价格估算，让树林砍伐不仅需要付出私人成本，也还得附上环境破坏成本，那么市场的决策也许一开始就会不一样。

举个例子，在2001至2023年期间，我国所损失的总树木面积为922万公顷。由于树木通过光合作用可以将二氧化碳从大气层中除去，也是最有效的自然碳汇（natural carbon sink），树林损失也就意谓着本该被除去和储存的二氧化碳，将继续留在大气层而造成全球暖化。

应纳入环境损害成本

事实上，922万公顷的树林损失，直接贡献53亿吨的碳排放。若按世界银行对碳排放的破坏成本的估算，每吨碳排放的环境成本是40美元，那么23年来森林砍伐的总社会成本，在还没考量伐林对生物多样性所造成的无法逆转的伤害的情况下，也高达2130亿美元。

2130亿美元是什么概念呢？回看同一时期的原木和锯材的出口总值，也就区区300亿美元，远低于伐木的代价，唯有当棕油的出口总值也计算在内，伐木所创造的出口效益，方才提高至1万300亿美元。

如果森林管理一开始就把2130亿美元的环境成本考量在内，大宗商品投资的净现值也就不尽相同，我国今天的经济结构和地理景观，将会出现不一样的面貌。

而关键正如我在2021年2月9日所刊登的“给碳排放定个价”一文中指出，碳排放必须有个市场价格，至于定价机制，既可以是碳税，也可以透过碳信用交易，让碳排放的供需决定碳价，为森林管理提供市场方案及金融化渠道。

天然资源、环境与气候变化部，在2021年催化了大马森林基金的诞生，旨在推广REDD+框架，以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所致排放量，并强化森林永续管理以及保护和加强森林碳储量，而大马证券交易所也在一年后，创立了自愿性碳信用交易所。

于是，碳抵消在大马有了个管道。那些减少毁林或者进行植树造林的行动专案，可以将所避免的碳排放或所捕捉并储存的二氧化碳转换为碳信用，而想要中和组织或产品的碳排放量的企业，则可以透过市场竞标而获得该碳信用。

警惕“柠檬市场”

如此一来，碳排放既可被抵消，减碳专案也得到融资回报，交易过程中所形成的碳价，也将成为其他相关经济决策中，无法不考量的排碳成本和减碳益处。

奈何，哪儿有利益，哪儿就有争议舞弊。

由于碳信用交易属自愿性质，欠缺透明度，监管执法缺席，交易市场容易成为柠檬市场（即信息不对称的市场），充斥着缺乏信用的碳信用，不仅挤兑有实效的碳信用，甚至无助于碳抵消，却变成了企业合理化碳排放以及州政府生财的工具。

而且按碳信用交易的逻辑，以除碳功能强的新林再造，来取代除碳功能趋低的老龄林，就变得有利可图，碳信用会否因此导致老龄林被毁，破坏森林碳汇的原始功能，侵蚀生物多样性？

显然地，要达到普及化，碳信用还得克服有关于信和用的许多障碍。

免责声明：所有评论为作者的个人意见，不代表本报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