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缩政策卷土重来/Project Syndicate
作者：马克·布莱斯（布朗大学国际经济学教授）
蕾切尔·里夫斯、哈维尔·米莱和埃隆·马斯克这三人之间有何共同点？他们都在宣扬紧缩政策的福音，并认为这是治疗各自国家经济疾病的一剂良药。
身为英国财政大臣的里夫斯收紧了政府的支出和投资规则，尽管财政紧缩才是该国过去15年间各类问题的主要原因。同样，米莱将紧缩政策视为阿根廷以往20年过度扩张后必须付出的代价。
他认为战胜通胀是实现繁荣的唯一途径，即使这样做会加剧本国业已根深蒂固的贫困状况。
而马斯克假定美国需要紧缩政策来避免破产。
这种说法只是一种诡辩：一个拥有主权货币——尤其是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的国家可是不会破产的。
马斯克削减公共预算的动机很明确，那就是为减税腾出空间并让那些不赞同他议程的公职人员下岗。
上一次我们听到紧缩政策的鼓声还是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美国对此的应对措施是力度不大的“自动减支”（支出上限）。但欧洲的财政紧缩则走得更远，导致十年增长落空，公共投资被削弱，并引发了这片大陆如今仍在挣扎应对的许多问题。
一些显而易见的私人融资失败却被重新命名为国家支出失控的危机。向欧盟外围国家提供的双边贷款只不过是通过财政紧缩来“支付”对核心国家银行的变相救助。
那些精心论证财政紧缩的扩张性影响的人否认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当私营部门努力节约而公共部门也这样做时，经济就会不可避免地萎缩，债务存量相对GDP的比重也将增加。
欧洲的失败经验
这就是欧洲在2010年代进行的自取灭亡式紧缩试验的本质。
到2016年，就连欧盟委员会也开始改弦更张；而到冠病疫情爆发时“借助收缩经济来增长经济”的时代似乎已经终结。可见我们当年错得多么离谱。
正如约翰·奎金当时所言，紧缩是一种“僵尸一样的思想”：它无法被扼杀，因为那些基于过往经验的反驳都对它无效。于是冠病疫情危机的智慧——当时的合理对策是在全球经济停摆的情况下救助经济——变成了另一场可能致使国家破产的“失控债务危机”。
2010年代的欧盟紧缩政策本应通过“恢复”债券市场的信心来稳定公共财政。但在经济已经衰退的情况下削减开支只会令问题复杂化。对“所有那些支出”催生通胀的恐惧很快变成了对通缩和信心下降的担忧。经济衰退时的紧缩政策只会带来更多的衰退和失业。我们从海因里希·布吕宁担任魏玛德国总理开始就知道这一点了。
蕾切尔·里夫斯（左起）、埃隆·马斯克和哈维尔·米莱，都在宣扬紧缩政策的福音。（美联社）
为经济还是为政治？
但在其他条件下的紧缩政策又是怎样的呢？在这方面美国和阿根廷当前的情况很有意思。就美国而言，它远未陷入衰退，其经济正在强劲增长并面临通胀压力。除了为减税腾出财政空间外，在这种情况下推行紧缩政策的另一个可能解释就是地缘政治和全球失衡。
当乔·拜登于2021年初上台时，他保留了特朗普出台的大部分关税，并走上了一条“绿色”再工业化之路。而特朗普则在重掌白宫后进一步提高关税，迫使各出口经济体做出调整，并以化石燃料的方式取代拜登的绿色再工业化战略。
解散国家行政
但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马斯克和他的政府效率部正在追寻共和党人（和自由主义者）长期以来的梦想，即解散现代行政国家。他们更偏爱十九世纪的那种一方面利用关税保护国内工业，另一方面借此增加政府收入的国家。这意味着硅谷的科技大亨们将重新扮演镀金时代强盗大亨的角色。因此紧缩政策正被用于一系列全新目的。
相比之下，阿根廷面临着实际（排除通胀因素后的）GDP并未增长的长期高通胀。
十多个财政稳定计划来了又去，米莱却实现了看似不可能的目标：一个支持紧缩政策的广泛选举联盟。
米莱（迄今为止）的成功要归功于长期通胀下的分配政治。庇隆主义者失去了对穷人和工人阶级的长期把持，因为这些选民将收入的最大一部分用于消费，而不断上涨的物价持续侵蚀着他们的购买力。
能否战胜贫困
庇隆主义联盟设法通过工资随指数化增长来保护工会免受通胀影响，而专业人士阶层则通过持有美元来保护自己。这种安排有一段时间足以让庇隆主义者赢得选举。
但是缺乏这些保护措施的人消费日益下滑，贫困率逐年上升。为此米莱提供了一条出路。他将采取紧缩政策，摧毁庇隆主义者的网络，打击中间商，放松一切管制。
这样做会带来一段时间的痛苦，但却能抑制通胀并摧毁庇隆派内部人员的自我保护能力。他们的痛苦就是你们的收益。因此紧缩已成为某种形式的幸灾乐祸政治，就像美国对联邦雇员和其他“精英”发起的战争一样。
这能奏效吗？在阿根廷，如果重点是在贫困加剧的情况下战胜通胀，那么此举是有效的。但只有降低通胀率带来更多投资和实际工资增长，这种做法才能继续赢得选举。如果它导致那些投票支持它的人陷入了更深的贫困，那么米莱就会失去其选票基础。
在美国，如果目标是解散这个行政国家，紧缩政策会奏效。但鉴于美国有53%的县——其中大部分亲共和党——有四分之一或更多的收入来自政府转移支付，紧缩政策可能会产生极坏的反效果。尽管如此，如果共和党人能为收入最高的那10%人减税4兆美元，那么这一计划或许还是值得推行的。
紧缩政策又回来了，但这一次它不仅仅是一个坏主意，还是一种政治武器和危险的再分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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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灼见】美国政治风暴的先兆/霍咏强
上周三，马斯克是以怎样的心情度过？
在国际太空站滞留9个月的两名美国太空人乘坐太空探索（SpaceX）旗下的“龙”飞船，经过17小时的航程后重返地球。在尴尬的波音公司面前，马斯克以拯救太空任务的英雄身分、激动地阐述他的火星宏愿。
然而，几乎在同一时间，拉斯维加斯街头火光熊熊，一名黑衣暴徒手持燃烧弹冲向特斯拉服务中心，在点燃多辆Model Y后，又对车身疯狂扫射，5辆电动车化为焦炭，马斯克连发3条推文：这是疯狂且邪恶的恐怖主义！
从高调支持特朗普、到主导美国效率部，大肆清洗美国政府冗员，却又惹起了表面上冲着他个人而来的仇恨，马斯克是这期间的风头人物，一位全球科技偶像，现在成为横跨美国的恐怖袭击浪潮的目标！但更值得关注的是背后牵扯到的利益冲突、政治博奕，远远超越这些已经骇人听闻的事件。因为背后正在角力的各方力量，来自美国最顶级的财团和势力。
马斯克成众矢之的
马斯克彷佛一夜之间成了众矢之的，狙击马斯克的战场，借助这些声势浩大、貌似抗争的打倒特斯拉活动，特斯拉经销店被砸、停在路旁的车辆被破坏，层出不穷，越演越烈。影响蔓延到金融市场，特斯拉销量下跌、股价从最高位488美元插水腰斩，时间配合巧妙，这就不可能是偶发事件。
在部分抗争活动中，出现了“MAGA（让美国再次伟大）叛徒”这种口号，虽然马斯克和特朗普的前任大佬班农、以及MAGA阵营意见不合，但是MAGA的核心人物是特朗普，他不但表示完全支持马斯克，还警告以暴力行为对特斯拉实施破坏，可能被判入狱长达20年，此时出现这种口号反而显得耐人寻味。
更令人意外的是在3月8日，马斯克发布了一条推文，直指特斯拉正在被有组织地攻击：“调查发现，5个由ActBlue资助的团体——Troublemakers、Disruption Project、Rise & Resist、Indivisible Project、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是打倒特斯拉活动的幕后推手。”
指控索罗斯幕后黑手
他更进一步点名了ActBlue行动的资助者：索罗斯、霍夫曼、桑德勒、鲍曼和亨德里克斯。这些名字都是响当当的人物——索罗斯是全球知名的金融大鳄和左翼金主，霍夫曼是领英（LinkedIn）的创始人，其他几位也都是政治圈的重量级金主。
正当ActBlue组织因涉嫌通外和违反美国竞选财务法规而被调查时，ActBlue的7名主管，包括副总法律顾问集体辞职。为了争权夺利，美国门阀之间互相倾轧并不罕见，但大都私下以利益交换解决；把事情搞大成为暴力冲突，并准备好白手套牺牲品，而另一方又毫不犹豫高调爆料，都是美国政圈前所未有的现象。
一场由金融大鳄索罗斯领衔发起针对特斯拉的攻击，让这家明星企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从做空股票到操控舆论，再到资助暴力破坏特斯拉门店，这一系列精心策划的行动试图将特斯拉推向深渊。
索罗斯在1992年狙击英镑、千禧年掀起亚洲金融风暴而名震全球，这次将目光锁定在特斯拉身上。特斯拉作为一家市值波动剧烈的成长型企业，其股票天然具有高风险高回报的特性，在特朗普上场后又不正常地大幅上升，自然成为卖空的最佳目标。
索罗斯支持的组织表面上以很熟悉的“抗争”为名，实则可能与做空行动遥相呼应。索罗斯为何选择特斯拉？一方面，特斯拉的高估值和市场争议为其股价下跌提供了想象空间；另一方面，索罗斯长期支持的左翼开放社会意想，与马斯克的反传统右派风格存在理念冲突。这种金融与政治的双重动机，让做空特斯拉成为了一场既有利润回报又属于敌对意识形态的完美对象。
在这样一个充满变数的时代，谁能笑到最后？是索罗斯的金融算计，还是马斯克的横扫千军？这场针对全球首富的暴力狂欢，背后竟是一场裹挟政治博弈、阶级矛盾与舆论失控的暴力抗争，不但为股市掀起风浪，还可能成为一场改变美国，以至世界的完美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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