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经济预测行业工作了近50年。我的职业生涯始于上世纪70年代初华盛顿特区美联储研究部门，后来又在华尔街干了30多年。十多年来我在耶鲁大学工作，仍时不时地涉足预测，但主要从事教学、写作和演讲。

在这么长时间里，我的预测记录好坏参半。我在美联储做过几次值得铭记的预测，我警告过上世纪70年代中期的急剧衰退和后期棘手的通货膨胀。

但最令我自豪的是与拉里·斯利夫曼合作构建了美联储的第一个“黑匣子”预测模型，我相信它在今天仍然在广泛使用。

我们连轴转地工作了几个星期，编写互相连接的基于计算机的报表（当时还鲜为人知），以此代体此前在门罗计算器（Monroe calculator）上手动完成的月度一步迭代。我们所谓的判断方法是美联储著名的大规模计量经济模型的针锋相对（point-counterpoint）。

我的华尔街生涯更富戏剧性。我不断地预测，但更关注大局发展，如 20世纪80年代末的公司债务和重组、90年代的生产力辩论、21世纪初后危机世界的全球恢复，以及我当时的“最爱”—— 中国及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我的华尔街预测记录足以保证我的摩根史丹利工作无虞，尽管有几次颇为侥幸。

试图预测利率是我最不喜欢的工作。这有充分的理由。我还记得我走进老摩根史丹利投资银行会议室，看到一张我前任得债券市场预测图表倒置在地板上。我决心避免这种命运。

当我最喜欢的债券交易员开始叫我“飞镖人”时，我做出了一个管理决定，从这件事上脱身，并雇佣一位利率策略师。我想是适者生存。

去年夏天，当我从预测岗位退下，写了一篇如今令人难忘的题为《美国即将二次探底》的文章时，我应该头脑更清醒一些的。

我认为，疫情后的反弹，在2020年第三季度GDP年化增长达到创纪录的33%，此前的次季则大幅萎缩了32%，只不过是数字上的起伏。

被经济指标打脸

但这种敏锐的洞察力并不是重点。我接着强调，新生的复苏很可能因复发而流产，就像二战结束以来前11次衰退中的8次那样。几个月后，我被经济指标“打脸”，但我仍然心安理得地犯了臭名昭著的预测错误：给出一个日期。

实际上，我写道，未来二次探底可能会发生在2021年年中。

我职业生涯中最糟糕的预测错误？看起来确实如此。我寻找的复发并未发生，反而人满开始普遍谈论 无限繁荣。

我的训练有素的摩根史丹利后辈们敢说且正确。他们预测疫情冲击后将出现V型回击，现在他们认为2021年上半年美国经济年化增长率将接近10%。完全不是我——他们此前的团队领导人所预期的探底。

如果我还在位子上的话，我会再次因为担心饭碗不保而惊出一身冷汗。

华尔街的预测者很快学会了责任规则。与债券和股票交易员一样，“市价计值”思维迫使经济学家，有时甚至市场策略师，都要承担智识责任。

这时候，你应该有一个有说服力的分析框架告诉你出了什么问题以及为什么会出问题。

二次探底成笑话

二次探底有三个因素：历史先例、顽固的脆弱性，以及再次发生冲击的可能性。此前的商业周期历史站在我这边。

由于就业和实际产出仍远低于疫情前的峰值水平，尤其是最重要服务行业的面对面活动，似乎有令人信服的理由来认为存在顽固的脆弱性。

最后，随着11月、12月和1月初感染数量再度激增，美国约四分之三的州采取了部分封锁，新的冲击也近在眼前。综合起来，我的结论是，二次探底只是时间问题。

那么，发生了什么？

基本上，这种冲击是短暂的——原因也有三：疫苗、人性和拜登经济学。美国人踊跃接种，冠病感染率跌至1月初峰值的26%。

这一趋势，再加上疫苗接种迅速加快，意味着比预期更快地建立群体免疫，并迅速结束疫情。

其次，不耐烦的美国人和他们的顺从的政治领导人不顾令人担忧的病毒新变种，正在打破建议的公共卫生限制。

第三，财政闸门前所未有地洞开2020年底的9000亿美元一揽子计划 ，3月份的1.9兆美元（约7.8兆令吉）美国救援计划，以及现在提出的2兆美元（约8.2兆令吉）以上的被称为“美国就业计划”额外基础设施刺激。

报复性反弹

随着疫情结束近在眼前，所有这一切变成了强力顺周期财政刺激，再加上持续前所未有的货币宽松，使得经济繁荣成为不二之选。去年年底探底的经济指标，如今已以报复性反弹。

最后，科学、政治和不屈不挠的人类精神的合力，让我特立独行的二次探底预测成为笑话。

这不是我第一次预测错误，但它可能是最“耀眼”的。 

说“责任在我”是轻描淡写。还是回到象牙塔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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