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冠英在2012年1月11日发了篇文告，题为“大马将在2019年破产”，而破产的理据，是2019年的公共负债占GDP比重，将从2012年的54.8%，攀升至100%，2020年的国债也将突破1.3兆令吉。

12年过去了，如今国债确实高达1.2兆令吉，并“稳步”迈向1.3兆令吉，但GDP比重却仅有64.5%，远低于耸人听闻的100%。更重要的是，我国丝毫没有破产在即而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迹象。

破产与否，从来无需靠政客问卦，只需看看奉上真金白银的债权人，是否有此担忧便可，因为倒债风险一旦浮现，债券持有者必定会抛售大马政府债券，对新发债券要求升息。

结果呢，哪怕这些年来，我国公共财政经历过一马丑闻的冲击，疫情那几年也出台千亿计的刺激方案，政权还要更替了无数回，负债也从2012年的5000亿，增长至如今的1.23兆令吉，大马十年国债收益率却近乎闻风不动，2012年平均值是3.5%，2023年为3.7%。

所以，是时候我们给“破产论”申报破产，让“国债破兆，国家破产”的谬论长眠，因为除了政治收割，类似空话不仅没有任何经济意义，还荼毒了公共的理性讨论。

甚至是对于“为了不要债留子孙而不会再增加国债”的承诺，我们也该嗤之以鼻的，因为公共债务在1997年以后，就不曾停止增长，即便是在安华执政这两年期间，国债也增加了2000亿。

回报大于代价即可行

撇去谬论，关于国债，我们还能够相信什么？

那就回到经济分析的最原点，聚焦国债的回报与代价，只要回报大于代价，持续发债便可行。

国债的代价很直接，那就是债券利息。过去十二年的平均利息为3.8%，今年6月的也仅是3.86%，考虑通胀以后，实际利率从不超过2%，更多时候还是负利率。

至于国债的回报，那就得看政府为何事负债。虽然我们无法得知发债所得的每一笔开销，最起码我们知道的是，除了1986/87发生公共债务危机那两年，税收不抵行政开支的事故从未发生过，经营账项常年处于盈余。

所有非生产性的行政开销，包括公务员工资和给人民发放的各类福利津贴，都来自于政府收入，无需借贷融资。 

换言之，所有的公共借贷皆用于融资发展开销。由于发展开销可促进经济长远增长，而经济增长也将提高政府税收，所以，债务本身就具有偿债能力，负债水平的高低也就变得无关紧要。

而且当国债具有生产性，能推动经济增长，随之而扩大的经济规模，就足以让负债的GDP比重稳定下来，即便国债持续增加且破兆。

按此道理，GDP的增速就可以被视为国债回报的指标。以我国4%至5%的实际增长率来看，再对比不足2%的实际利率，国债完全没有永续性的担忧。

同样重要的是，八成的国债都是由雇员公积金、公务员退休基金局、保险公司及国家银行等国内机构所持有，所谓的债务利息大部分也都成了国民的安全投资回报。就这一点，政府债务犹如财富转移，让国民分享经济增长果实的工具，并非债留子孙。

融资发展促增长

简而言之，只要债务融资用在发展开销，来垫高经济规模、给经济增长加速，就算国债破1.3兆或1.4兆，负债的GDP比重都能保持平稳，举债也就不是一种罪。

无论如何，国债增加是财政常年处于赤字的结果，而财政赤字的根源，无非就是开销过大或税收不足而已。

随着经济扩张、收入水平提高、经济转型、人口增长且老化的情况下，国民对公共财的需求只会有增无减，政府开销是不可能给压下来的，唯有提高政府税收能力，才是巩固债务未来的偿债能力的关键。

征税能力是软肋

然而，征税能力恰好正是软肋所在。

我国四分之三的政府税收，来自个人及企业所得税，而征税能力却又在2014年以后大幅度衰败，2014年至2023年期间，名目GDP增长了50%，直接税收仅有30%，这和1970至2014期间，直接税收增长速度远超名目GDP的表现有天渊之别。

在整体公共开销只能逐年增加的背景下，税收要是跟不上脚步，经营盈余终有一日转赤，一旦债务融资用在非生产性的行政开支上，国家破产就不再是谬论。

以此来看，提升直接税收效率、扩大非直接税的贡献，将无可避免地成为未来经济改革的主轴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