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

美元是所有人的问题/Project Syndicate

1971年,时任美国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对十国集团的同行们说过一句名言:“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但却是你们的问题。”康纳利出人意表地坦承了一个事实:尽管美元是世界主要储备货币,但它的首要目的是促进美国的利益。

这一点在今天依然适用。但近几十年来,美元在全球贸易和金融中的核心作用给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带来的问题要多于给富裕国家带来的问题。

比如: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当前的紧缩周期——就像之前的其他紧缩周期一样——就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造成了过于巨大的影响,助长了大规模、无节制的资本外流。

这反过来又引发了货币动荡,加剧了宏观经济挑战,增加了偿债成本,导致用于公共投资的财政空间受限。

而美联储与其他发达经济体央行之间近期的货币政策分歧则在加剧全球富裕国家的汇率波动。

美联储“加息换长期”政策立场的溢出效应,可能在最近出手干预外汇市场以阻止日元快速下滑的日本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

今年6月,美国财政部将日本列入了可能存在不公平外汇交易行为“监控名单”。

虽然财政部没有将日本定为汇率操纵国(这可能导致美国对其最坚定的盟友之一实施制裁),但此举意义重大,尤其是因为它凸显了货币政策分歧的全球性风险以及在这方面进行国际协调的内在挑战。

日本干预外汇

日本之所以被列入监控名单是因为它符合财政部用来评估美国主要贸易伙伴政策的三项标准中的两项,即对美贸易顺差至少达到150亿美元,经常账户盈余超过GDP的3%。

第三个标准则是持续、单方面干预外汇市场,在12个月内净购买总额至少达到GDP的2%。财政部向国会提交的报告指出虽然日本尚未达到这一门槛,但它已经在积极干预外汇市场。

日本当局确实花费了数十亿美元来支撑日元,因为自2021年以来日元已经贬值了1/3并在今年4月跌至1美元兑 160多日元的34年来最低点。这主要是因为两国之间存在巨大的利率差:当美联储在2022年初大幅提高利率以对抗通胀时,日本央行却维持负利率政策以应对国内通货紧缩。

财政部在报告中强调它期望“在各个庞大且自由交易的外汇市场中,干预措施只会留到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才使用,而且还是在经过适当事先协商的情况下”。

最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当局在4月和5月花费了创纪录的9.8兆日元(约合612亿美元)来扭转日元的跌势,超过了2022年为捍卫该货币所动用的总金额。

但尽管付出了如此巨大的努力,日元的跌势仍在继续,这说明了在高度一体化的全球金融体系中捍卫一个暴跌货币所面临的诸多挑战。

日元套利交易

几个月来投资者越来越多地转向借入日元去投资海外高收益资产的套利交易。这种状况加上债券收益率上升给日元带来了下行压力。

此外,由于汇率风险增加,货币贬值致使出口商不愿将国外收入兑换成日元,从而进一步减少了需求,加剧了日元的疲软。

7月日本政府再次斥资360亿美元买入日元——这是日本政府今年的第三次干预。花旗集团估计日本拥有2000-3000亿美元的金融储备来实施此类行动,这可能导致需要出售美元、其他货币甚至政府债券来支撑日元并减轻经济损失。

不寻常措施

通常情况下货币当局会出手削弱本币以促进出口和提高竞争力。美国当年就是这样干的:1985年的《广场协议》导致日元对美元升值46%,削弱了日本的竞争力,促使日本汽车企业在美国建厂。

而日本货币当局最近采取的不寻常措施则反映了货币政策分歧对全球稳定和增长造成的高昂代价。

虽然日元疲软促进了入境旅游和对美出口,但也导致汇率过度波动,抑制了企业投资,提高了工业和进口商的成本。占日本经济一半以上的私人消费出现放缓,增加了滞胀风险。

因此。日本政府已将本财年(2025年3月结束)的经济增长预期从1.3%下调至0.9%左右。

一些迹象表明利差正在缩小而日元汇率则趋于稳定。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上升4%并在日本央行将基准利率上调至0.25%的第二天升至3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日元的飙升是在美国6月通胀数据较为温和且7月劳动力市场较为疲软后发生的,因为随着美联储将从一味关注通胀目标转向价格稳定和最大就业的双重任务以应对经济增长面临的新威胁,这两项数据都可能导致该机构提前降息。

但是这些系统性重要央行之间的新一轮政策分化凸显了美元的巨大全球影响力。

当这些货币当局同步行动时人们很容易将美国货币视作一个只影响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问题。

然而,日本最近的货币承压状况却直白地提醒了我们:美元对富裕经济体和贫穷经济体都是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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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恐惧症与美国大选谎言/Project Syndicate

大谎言(Big Lie)已经变得更大了。特朗普及其狂热追随者关于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被操纵和窃取的错误说法,让基于事实的问责制走到了尽头,而这也对深陷困境的中美关系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中国恐惧症是一个表明大谎言如何破坏了美国国家政体各项规范的明显范例。对中国的非理性恐惧已经失控。这里包含了美国所面临的诸多所谓威胁:中国在美国贸易赤字中占据的巨大份额;令人担忧的华为5G网络后门;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和码头装卸起重机;美国基础设施在面对一个所谓伏特台风(Volt Typhoon)黑客网络攻击时的脆弱性;以及TikTok平台对无知美国青少年性格和隐私的潜在侵犯。

我已经指出过这些担忧都源于一些与美国反华政治议程一致的虚假叙事。这些叙述并非凭空而来,而是反映了学术心理学家所谓的“叙事认同”对扭曲事实的投射,这种认同会对“自传体式的过往进行重构”。

虚假叙事

不幸的是在美国这种过往反映了一种可追溯到长期种族和民族偏见历史的、有毒的身份政治类别。当然正如我在书中详细阐述的那样,中国同样难辞其咎,因为它也为了实现自身目的而采纳并宣传关于美国的虚假叙事。

在研究虚假叙事对美国涉华事务辩论的破坏性影响时,我强调了依据间接证据和猜测来讨论施加伤害的可能性,与基于确凿证据的“铁证”去这样做的意图之间的区别。而对中国恐惧症的夸大式忧虑则主要属于前一种情况。

比如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要求人们试想如果中国的电动汽车在美国高速公路上化身破坏性武器的话会是何种情景。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警告说如果中国决定激活其嵌入的恶意软件,那么美国大批关键基础设施将受到攻击。

关于中国将在2027年入侵台湾的担忧则反映了美国印太司令部前负责人、退役海军上将菲尔·戴维森那老掉牙的预感。

而这些关键词——试想、如果、和预感——则充分说明了根据猜测行事的风险。

但这都并没能阻止美国政客。在最近举行的几次听证会上,美国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让人想起1950年代众议院非美国活动委员会针对所谓共产主义同情者的贴红色标签行为。

众议院喜欢猜测的倾向也促使其最近通过了25项反华法案,这是今年9月底被称为“中国周”的罕见系列立法活动。

催生不安结果

大谎言已经加速催生了一个更令人不安的结果:虚假叙事不再来自于叙事认同中某些基于事实的碎片,而是成为了彻头彻尾的谎言。

看看最近的新闻报道,密歇根大学五名中国毕业生因在美国国民警卫队训练演习(当时还有台湾军事人员参与)区域附近拍照而被指从事间谍活动。

但这些报道严重夸大了事实:这五名男子当时距离军事基地有50多英里远,而他们的罪名也不是从事间谍活动,而是对警察撒谎。

这条新闻基本上是虚构的,但充满了恐华情绪。它导致密歇根州一名共和党参议员试图取消对中国企业国轩高科的美国子公司即将耗资24亿美元新建的电池组件工厂的补贴。但国轩高科的最大股东其实是德国大众汽车而不是美国政客所声称的中国共产党。而该公司也成为了密歇根这个摇摆州的一项选举议题。

“大谎言”还出现在了其他恐华事件中。去年,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这位反华资历深厚的特朗普信徒公开警告说“中国黑客项目的规模已经大于其他所有主要国家的总和”。

但事实或许并非如此。根据牛津大学研究人员最新编制的世界网络犯罪指数,全球网络犯罪威胁依次来自俄罗斯、乌克兰、中国、美国、尼日利亚、罗马尼亚,朝鲜和英国,而排名第三的中国也只是比美国得分高一点点而已。

我并不是说应当忽视中国或其他任何外国势力对美国网络安全构成的潜在威胁。相反,美国高级官员必须更加开诚布公地谈论全球范围内的网络黑客行为,并承认本国在助长这类行为方面所扮演的角色。

忽略关键因素

随着谎言取代了真相,中国恐惧症不仅破坏了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还导致了严重的政策失误。正如美国政府曾将本国贸易赤字归咎于日本,现在又将怒火转向中国,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高额(甚至还可能更高的)关税。

别忘了仅靠双边行动可无法消除因国内储蓄不足而产生的多边贸易赤字。

结果可能是适得其反,甚至自我毁灭。美国在本身需要高性价比高品质的绿色技术以应对气候变化时却禁止了中国产电动汽车。而对中国的网络黑客行为的过度恐惧则主导了立法议程。

在“大谎言”之下,人们在现代历史上最重要的总统选举临近之际却无法得到足够的事实供应。这就引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大谎言”已经催生了一种氛围,在这种氛围中事实已经不再是政治言论和政策制定的前提。这会危及所有美国人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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