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

美国大选辩论,中国消失了?/Project Syndicate

除了几句肤浅花哨的说辞,本月美国总统辩论上关于中国的内容少得令人吃惊。

前总统特朗普断言,他提议的进口关税将惩罚“中国和所有多年来一直在欺骗我们的国家”。

副总统贺锦丽,则抨击中国疫情应对措施,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冠病起源追查上的透明度缺失,并拒绝向我方提供相关信息方面负有责任”。

对中国的缺乏关注,在某种意义上是可以预见的。在本次选举周期中美国选民主要盯着其他令人焦虑的议题:堕胎和妇女生育权、移民和边境安全、通胀和财政状况。

尽管国防战略委员会和白宫的国家安全战略,已将中国风险提升到了关乎国家存亡的高度,但辩论现场主持人及其预先选定的提问内容,几乎没有触及美国在21世纪最重要的外交政策问题。而对这方面的问题不予讨论是不应该的。

中国一直是历次大选中的重要讨论话题,从尼克松和肯尼迪在1960年10月就台湾海峡争议岛屿金门和马祖进行长时间辩论开始,此后几乎所有的总统辩论,包括2016年特朗普和希拉里的三次交锋,都涉及中美关系(特朗普当年对“中国”一词的不断提及甚至成为了一段病毒式传播视频的主题。)

那美国选民是否已经被社交媒体上的两极化言论,和24小时新闻循环播报搞得晕头转向,以至于对实质性政策讨论失去了兴趣?

当然,两党在中国威胁严重性上的共识,或许能解释它们对这一问题的忽视。此外鉴于美国政客倾向于将自身问题归咎于他人,因此联手将中国当成替罪羊并不奇怪。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是由同样巨大的预算赤字和国内储蓄不足共同造成的,但它却将此怪罪于中国。

虚假叙事政治伎俩

美国对华为公司这个中美科技战典型代表的穷追猛打也是如此——指责中国远比承认研发支出不足对自身创新潜力所构成的威胁要容易得多。

当然,我可不会天真到期望美国政客们会在中国这类争议问题上开诚布公。正如我在《意外冲突》(Accidental Conflict)一书中强调的那样,虚假叙事的政治伎俩,已经在2024年总统竞选中达到了新的高度。

看看特朗普对关税的痴迷:他不仅歪曲了谁会为关税买单,还颠倒了关税的影响,错误地认为关税会在提高外国出口商报价的同时降低国内通胀。

与此同时,人们也可以批评贺锦丽支持拜登政府维持特朗普对华关税并征收新关税的决定。正如我翻来覆去阐述的那样,一味针对中国却不消除导致美国国内储蓄不足的根本成因,就像挤压一个装满水的气球——压力只会迫使水流向另一边。

同样,所谓的双边解决方案(对中国征收关税),只是将美国贸易赤字转移到了墨西哥、越南、加拿大、韩国、台湾、印度、爱尔兰和德国等大多成本较高的生产国与市场,进而导致美国普通家庭生活成本增加。但如今那些美国政客们根本听不进这些。

中国问题三关键

因此,如果由我来主持,我会尝试让候选人们就中国问题的三个关键点发表看法:

首先,美国真的希望借助与其最大贸易伙伴对抗,来消除在2023年时就涉及多达106国的多边贸易赤字吗?政府在1980年代曾尝试对日本采取这种做法但最终失败了,那么政客们凭什么认为同样的手段,如今会奇迹般地在中国身上奏效呢?

其次,这场贸易战最终搬石头砸了自己脚的可能性有多大?这种情况以前发生过,1930年代的大萧条就是最惨痛的例子。

当国家受到关税打击时往往会进行报复,而企业受到制裁时则会专注于竞争求存。华为的新一代智能手机和笔记本电脑可以被视为这方面的突出例子。

第三,中美贸易战的胜利对美国来说意味着什么?对国家安全的共同担忧使得冲突不可避免。中国领导人担心美国正在推行全面遏制战略,但美国否认了这一说法,并辩称自己正在构筑“高墙小院”来保护敏感技术。

有没有一种或许更符合两国利益的妥协方案? 接触(Engagement)不是一个四个字母(thaw,意为解冻)的单词,也不应被误认为是绥靖。那么需要哪些条件才可能

开启一个美中接触的新时代?

有毒恐华症

这些问题并不复杂。过去几年里我尝试着回答了这些问题。最让我担心的是那些漫不经心的选民,对探究中国辩题的这些和其他方面不感兴趣,更不用说考虑冲突的替代方案了。

美国正深陷于一种使第一次冷战看起来像是一场演习的有毒恐华症中。相比于处处疑神疑鬼,该国当然肯定有更好的办法去跟中国打交道。

但如果不对美国总统候选人施压,去让他们就美国最棘手的问题展开辩论,那么找到建设性的解决方案就将变得异常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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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恐惧症与美国大选谎言/Project Syndicate

大谎言(Big Lie)已经变得更大了。特朗普及其狂热追随者关于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被操纵和窃取的错误说法,让基于事实的问责制走到了尽头,而这也对深陷困境的中美关系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中国恐惧症是一个表明大谎言如何破坏了美国国家政体各项规范的明显范例。对中国的非理性恐惧已经失控。这里包含了美国所面临的诸多所谓威胁:中国在美国贸易赤字中占据的巨大份额;令人担忧的华为5G网络后门;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和码头装卸起重机;美国基础设施在面对一个所谓伏特台风(Volt Typhoon)黑客网络攻击时的脆弱性;以及TikTok平台对无知美国青少年性格和隐私的潜在侵犯。

我已经指出过这些担忧都源于一些与美国反华政治议程一致的虚假叙事。这些叙述并非凭空而来,而是反映了学术心理学家所谓的“叙事认同”对扭曲事实的投射,这种认同会对“自传体式的过往进行重构”。

虚假叙事

不幸的是在美国这种过往反映了一种可追溯到长期种族和民族偏见历史的、有毒的身份政治类别。当然正如我在书中详细阐述的那样,中国同样难辞其咎,因为它也为了实现自身目的而采纳并宣传关于美国的虚假叙事。

在研究虚假叙事对美国涉华事务辩论的破坏性影响时,我强调了依据间接证据和猜测来讨论施加伤害的可能性,与基于确凿证据的“铁证”去这样做的意图之间的区别。而对中国恐惧症的夸大式忧虑则主要属于前一种情况。

比如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要求人们试想如果中国的电动汽车在美国高速公路上化身破坏性武器的话会是何种情景。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警告说如果中国决定激活其嵌入的恶意软件,那么美国大批关键基础设施将受到攻击。

关于中国将在2027年入侵台湾的担忧则反映了美国印太司令部前负责人、退役海军上将菲尔·戴维森那老掉牙的预感。

而这些关键词——试想、如果、和预感——则充分说明了根据猜测行事的风险。

但这都并没能阻止美国政客。在最近举行的几次听证会上,美国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让人想起1950年代众议院非美国活动委员会针对所谓共产主义同情者的贴红色标签行为。

众议院喜欢猜测的倾向也促使其最近通过了25项反华法案,这是今年9月底被称为“中国周”的罕见系列立法活动。

催生不安结果

大谎言已经加速催生了一个更令人不安的结果:虚假叙事不再来自于叙事认同中某些基于事实的碎片,而是成为了彻头彻尾的谎言。

看看最近的新闻报道,密歇根大学五名中国毕业生因在美国国民警卫队训练演习(当时还有台湾军事人员参与)区域附近拍照而被指从事间谍活动。

但这些报道严重夸大了事实:这五名男子当时距离军事基地有50多英里远,而他们的罪名也不是从事间谍活动,而是对警察撒谎。

这条新闻基本上是虚构的,但充满了恐华情绪。它导致密歇根州一名共和党参议员试图取消对中国企业国轩高科的美国子公司即将耗资24亿美元新建的电池组件工厂的补贴。但国轩高科的最大股东其实是德国大众汽车而不是美国政客所声称的中国共产党。而该公司也成为了密歇根这个摇摆州的一项选举议题。

“大谎言”还出现在了其他恐华事件中。去年,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这位反华资历深厚的特朗普信徒公开警告说“中国黑客项目的规模已经大于其他所有主要国家的总和”。

但事实或许并非如此。根据牛津大学研究人员最新编制的世界网络犯罪指数,全球网络犯罪威胁依次来自俄罗斯、乌克兰、中国、美国、尼日利亚、罗马尼亚,朝鲜和英国,而排名第三的中国也只是比美国得分高一点点而已。

我并不是说应当忽视中国或其他任何外国势力对美国网络安全构成的潜在威胁。相反,美国高级官员必须更加开诚布公地谈论全球范围内的网络黑客行为,并承认本国在助长这类行为方面所扮演的角色。

忽略关键因素

随着谎言取代了真相,中国恐惧症不仅破坏了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还导致了严重的政策失误。正如美国政府曾将本国贸易赤字归咎于日本,现在又将怒火转向中国,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高额(甚至还可能更高的)关税。

别忘了仅靠双边行动可无法消除因国内储蓄不足而产生的多边贸易赤字。

结果可能是适得其反,甚至自我毁灭。美国在本身需要高性价比高品质的绿色技术以应对气候变化时却禁止了中国产电动汽车。而对中国的网络黑客行为的过度恐惧则主导了立法议程。

在“大谎言”之下,人们在现代历史上最重要的总统选举临近之际却无法得到足够的事实供应。这就引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大谎言”已经催生了一种氛围,在这种氛围中事实已经不再是政治言论和政策制定的前提。这会危及所有美国人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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