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战术和战略之间区别的争论堪称汗牛充栋。1996年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波特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了一篇开创性的文章探讨了这个问题。

虽然他的着眼点是商业，但其论述可以适用于更广泛的领域——包括当今的中美竞争。

波特对“运营效率”和“战略”进行了区分，认为那些善于快速转换业务的企业在第一个方面做得很好，但在第二个方面却乏善可陈。他还将多种战术工具——如标杆分析、企业再造和全面质量管理——和各类旨在“选择一套不同的活动以提供独特的价值组合”的竞争战略进行了明确对比。

2500年多前的中国军事家孙子也提出了同样深刻的见解。他在《孙子兵法》一书中写道：“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借此强调军事决策中的这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但孙子也同时提出了忠告：“未战而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告诫人们不可拘泥于短期主义。

尽管波特在塑造现代关于战略的辩论中发挥了作用，然而当今的美国政体对长期性思考几乎毫无耐心；但情况并不总是如此。

外交官出身的学者乔治·凯南设计了美国冷战期间的对苏遏制战略；作为五角大楼净评估办公室的负责人，安德鲁·马歇尔对美国的军事战略提出了挑战；而亨利·基辛格则被称为“大战略”的终极实践者。

但这些都是例外而非守则。自从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在1988年总统竞选前对“那些愿景之类的玩意”加以嘲讽以来，华盛顿一直对战略不屑一顾；而针对变化无常的焦点小组民调的实时反馈则成为了美国政策决策的指北针。

在中美冲突中尤其如此，在过去五年间这场冲突从贸易战演变为科技战，再进一步成为新冷战的早期阶段。美国贸易代表在2018年3月发布的《特别301报告》中勾勒出了美国面向中国对手的战术策略，暗示了即将到来的强硬行动。

华为令美国措手不及

这与中国更具战略性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其各个五年计划和更长期的各领域政策举措——比如富有争议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互联网+行动计划，和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计划——就是例证。不管你喜不喜欢，这些以目标为导向的举措都带有旨在定义从A点到B点轨迹的指标。

而美国更关注的则是惩罚中国无视全球体系规则和规范的做法，比如追究后者违反2001年底加入世贸组织时签署的相关条款的责任。这些做法采取了关税和制裁的形式——由美国单方面实施——并随后招来了中国针锋相对的报复。

自贸易战于2018年年中爆发以来，一直都是美国战术与中国战略的对决。这种错配产生了许多重大后果，尤其是所谓的“手机战”这个中美科技冲突的新战线。

今年8月中国的领军科技企业华为首先发难，用新款Mate60 Pro智能手机打了美国一个措手不及。而这款手机的发布无疑是为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访问北京准备的。

彭博新闻社委托全球知名半导体行业观察机构Tech Insights进行的一份拆解报告显示，这款新智能手机采用的是由中国领先半导体制造商中芯国际生产的7纳米麒麟9000芯片。虽然它仍然落后于苹果使用3纳米芯片的新iPhone 15，但这一突破让那些关注制裁的美国官员大吃一惊，因为它提供了一款具有类似5G功能的本土产品。

这就是在这场冲突中发生的情况，一方专注于战术，而另一方则专注于战略。

波特和孙子观点难撼动

华为对美国限制其核心业务和供应链的咄咄逼人战术行动，做出的战略性回应并不令人意外。

2019年美国商务部首次将该企业列入出口管制实体名单（这对其一度占据主导地位的智能手机造成了沉重打击），也迫使这家中国研发投入最为密集的企业做出应对。这简直正中波特下怀。

美国对中国科技领域采取的战术手段一直是针对后者的军民融合举措，目的是防止将军民两用技术应用于武器生产。

雷蒙多和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都警告说美国可能会用同样的视角来评估新款Mate60 Pro手机。

这意味着美国也可能会死死盯住中国的终端消费信息家电设备，从而对包括笔者在内的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长期以来所支持的消费者主导型中国经济增长模式造成潜在不利影响。

但中国在手机大战中并非毫无招架之力。在所谓安全问题的可疑幌子下，该国已经开始限制政府官员购买iPhone，而且有迹象表明它可能会扩大禁令范围，将国有企业员工涵盖在内。

苹果仍高度依赖中国

鉴于苹果公司这个美国最有价值企业有近20%收入来自中国，这块市场对其绝非无足轻重。

而最大的风险则在于虽然苹果公司先前曾试图将业务转移到印度和越南，但它仍然依赖中国作为主要的生产和组装基地。

最后，波特和孙子的观点都是无法撼动的，战术并不足以弥补战略思维的缺失。在这方面问问华为和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市场就知道了。

试着把这一点告诉华盛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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