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

美国的新债务炸弹/Project Syndicate

当今的美国不仅一脸病容,而且已经彻底破产。为了抵消大流行病引起的“大停顿”现象,美联储和国会都动用了规模惊人的刺激支出,以免经济跌至1930年代那种人人排队领救济粥的水平。

2020年联邦预算赤字,将相当于GDP的18%左右,而美国负债相对GDP的比率也很快会超过100%。

这样的数字我们还是自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总统派B-29轰炸机去日本终结二战以来头一回看到。

假使美国最终击败了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且并未演变成一个电影《终结者》式的反乌托邦国家,它将如何避免即将来临的财政悬崖和国家破产?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应该反思二战的教训,尽管当年债务飙升至GDP的119%,但二战并未使美国破产,而这一比率也在1960年代越南战争爆发时被降至稍高于40%的水平。

二战的融资来源构成,大约是40%的税收加60%的债务。

体现爱国情操

买入这些债券的买家获得的回酬极低,因为当年美联储将一年期国债殖利率维持在0.375%左右,而和平时期利率则为2至4%。

与此同时,十年期国债的殖利率仅为2%,虽然这在如今听起来还挺高的。

这些债券面值多在25美元(约105令吉)或以下,而且主要是美国民众出于爱国义务而购买的。

美联储的雇员也投身其中,并在各个分部之间开展了债券购买竞赛。

1943年4月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雇员们,抢购了价值超过8.7万美元(约36.5万令吉)债券,并被告知他们的贡献使作战部队得以添置一座105毫米榴弹炮和一架P-51野马战斗机。

但在爱国情操之外,许多美国人除了购买国债其实都没有其他更好的投资选项。

美国人买债券当储蓄

在1980年代放松管制之前,联邦法律一直禁止银行向储户提供高利率。

此外将美元换成高收益外国资产的想法似乎很荒谬,甚至可能引来J·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手下的FBI上门调查。

尽管美国股票市场向投资者开放(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实际上在1942年之后开始重新上涨),但经纪人的佣金却很高,当年也只有大约2%的美国家庭拥有股票。

投资股票市场似乎是那些达官贵人,或是遗忘了1929年大崩盘的失忆症患者的专利。相比之下当今美国大多数家庭都拥有股票。

无论如何,二战期间美国家庭储蓄增加了——而且大部分是以债券形式。

但是国库券的收益微不足道,到期日相当遥远,票面上前任总统板着脸的严肃形象让人感觉异样。

3因素解决战争债务

那么如此巨大的战争债务是如何解决的呢?这就要归结于以下三个因素:

首先,美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

从1940年代末到1950年代末,美国的年均增长率约为3.75%,这令大量收入流入了财政部。

同时,美国制造商几乎没有任何国际竞争对手,因为战争将英国、德国和日本的工厂通通夷为平地,而中国的初级加工厂还远未到达生产汽车和家用电器的水平。

第二,由于战争结束后政府取消了价格管制,通货膨胀率大幅上升。从1946年3月到1947年3月间物价上涨了20%以反映经商的真实成本。

但由于政府债券的回酬,远低于1941年至1951年间物价上涨76%的水平,因此政府还债义务的实际价值急剧下降。

第三,美国受益于借贷利率的长期锁定。1947年的平均债务期限超过十年,大约是当前平均债务期限的两倍。

基于以上三个因素,截至1961年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政府卸任时,美国的债务水平已降至相当于GDP的50%左右。

百年债券有先例

那么这留给我们的教益是什么?首先,美国财政部应通过发行50年期和100年期债券,让下一代人能得以喘息,并终生锁定当前微不足道的利率。

对于那些认定政府在50或100年后将不复存在的人来说,有必要提醒他们许多企业已成功发行了这种长期债券。

迪斯尼在1993年发行了100年期的“睡美人”债券,并受到了市场的追捧。诺福克南方铁路公司在2010年发行100年期债券时,也得到了类似的待遇(试想一下谁会购买铁路世纪债券)。

可口可乐、IBM、福特汽车和其他数十家企业也发行过100年期债券。

尽管许多教育机构都受到病毒大流行影响,但宾夕法尼亚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和耶鲁大学也发行100年期债券。

治标不治本

而在2010年甚至有买主买入了墨西哥的100年期债券——即便该国货币贬值的历史可以上溯到1827年。最近爱尔兰,奥地利和比利时也都发行了100年期债券。

当然,更长的到期期限并不足以解决债务问题。美国还迫切需要改革其退休计划,但这可以留待以后再作讨论。

不鼓励通胀减债

最后,如何理解战后的通胀经历?我们是否应该尝试将物价推高到平流层以缩减债务?

我建议不要这样做——投资者不会再像1940年代那样束手就擒,那些“债券义务纠察队”会提前嗅出贬值计划的风声,进而推高利率并削弱美元的价值(以及美国民众的购买力)。

任何通过通胀减债的做法,都会导致黄金和加密货币持有者和囤积者大发其财。

与军事战役不同,对抗2019冠状病毒病之战不会以轰炸、条约或在时代广场的庆典来结束。相反我们应该时常记挂着这个债务定时炸弹。

我们可以化解它,但前提是我们必须赢得反对政策惯性和愚蠢行为的斗争。这场战争不会以一声巨响结束,却很可能以破产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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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制造2.0/Project Syndicate

作者:托德·G·布赫尔茨(曾任老布什政府白宫经济政策主管、老虎对冲基金董事总经理)、迈克尔·明德林(专注于能源和企业软件的风险投资和成长型股权投资者)

从美国两党对自由贸易的同样不屑一顾可以看出全球化正处于奄奄一息状态。在11月总统大选之前那段时间两名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和贺锦丽似乎都对关税持欢迎态度。

这种倒退对世界其他地区构成的危险要比对美国更大。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从2016年开始实现了显著反弹。在特朗普和希拉里·克林顿在那年展开激烈选战后,美国在经济增长、生产率和股市回报方面都超过了其他七国集团国家。

与其伙伴相比美国看起来更具活力,抵御贸易风暴的条件也更完备——毕竟有着3.4亿人口的巨大国内市场。出口仅占美国GDP的11%,但占德国GDP的近50%。

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凭借其庞大低成本劳动力从全球吸纳了大量工厂就业岗位,而如今美国的高管们发现该国严苛的制度和不断上涨的工资损害了“中国制造”的品牌形象。与此同时美国丰富的能源资源以及硅谷、奥斯汀和罗利-达勒姆的创新中心正在为“美国制造”这个选项注入新的活力。

全球化的道路

历史可以作为这方面的参考。1944年夏天,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似乎已是板上钉钉:美英和加拿大军队正在诺曼底海滩发起猛攻,而太平洋舰队则夺回了几乎所有日占领地。那么在硝烟散尽后世界将变成什么样子呢?

美国通过推动自由贸易来向盟友和曾经的敌人们赠送了一份战后大礼。尽管拥有足够军事力量和制造实力来维护帝国统治,但它却选择了经济开放。美国政府召集各国财政部长在布雷顿森林制定新的国际货币体系规则,并开放了进口边界,允许美国消费者购买索尼袖珍收音机、福士伟根甲壳虫汽车等商品(当然同时也采取了一些保护主义措施)。

美国为何选择这条道路?两个字:冷战。着眼于下一场冲突的美国政府开始下一盘经济大棋——当时苏联人还在琢磨如何摆棋盘呢。资本主义已经变成了一种团队运动,为此美国必须招募更多队友。

屡创经济奇迹

这一政策与该国近代历史南辕北辙。美国本可以回归将2万多种商品的平均关税提高了60%、使本国进口减少了三分之二的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保护主义政策。然而一些非凡的事件发生了。美国海军部署了超过6700艘船只来确保航道安全,全球化得以重生。各国可以专注于生产符合自身比较优势的商品并获取国内无法获得的产品。不久之后德国人、日本人以及后来的韩国人便创造了经济奇迹。

世界因此变得异常富裕。全球GDP从1960年的约1兆美元飙升到2022年的超过100兆美元,而全球极端贫困率从54%下降到10%以下,预期寿命则从50岁大幅增加到73岁。

然而这个“美国治下的和平”在冷战结束35年后已经失去了光彩。海军的规模缩减到只剩296艘军舰,圣路易斯和巴尔的摩等昔日的大城市也因制造业迁往中国和墨西哥而日渐衰败。

中国的崛起

在民粹主义政客和陷入困境的选民眼中,全球化似乎更像一架特洛伊木马而不是美国国家安全的支柱。这主要是因为中国这个众人眼中全球化最大受益者的崛起。

但中国经济将超越美国的预言并未实现。事实上自1990年代初以来该国的劳动力成本已增长了5倍,而且现正面临着比罗马帝国更严重的人口崩溃。

美国复苏

而另一方面美国却在经历一场复苏。鉴于冠病疫情暴露了供应链的脆弱性,美国的工业建设支出在2020-2022年间翻了一番,而且还会在2022-2024年间再次翻番。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和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市正在成为半导体制造中心,就连底特律也再次焕发生机。

油页岩革命带来的低能源成本连同各类先进工业技术重塑了美国经济——很少有人能在世纪之交时预测到这一点。这种复苏也展现在了金融市场上,过去十年中那些专注于资本品的中小型企业的股价表现要优于大市。

在对经济衰退的担忧、市场动荡、流动性挑战以及乌克兰和中东战争的影响下,当今的投资者难免会感到紧张。但随着21世纪经济故事的逐渐展开,美国不仅抢尽了风头,还主导着剧情的发展。我们可能会迎来一场精彩绝伦的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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