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美国灾难性地撤出阿富汗，2020年代与1970年代的相似之处也在不断增加。那么出现一个持续高通胀时期的可能性是否正大幅上升？

直到最近一段时间我还会说这种几率显然是不存在的，但如今却有点不太确定，尤其是在展望未来几年的时候。

许多经济学家似乎将通胀视为一个纯粹的技术问题，而大多数中央银行家也愿意相信这一点。

但事实上持续通胀的根源主要来自于一些政治经济问题，在这方面1970年代和今天之间的一长串相似之处令人深感不安。

在美国国内，在经历了一段总统挑战各类制度规范的时期之后（1970年代是理查德·尼克松），一个极端正派的总统上台（当时是吉米·卡特）。

在国外，美国在一个更弱小却更具斗志的对手（1970年代的北越，今天的塔利班）面前遭受了屈辱的失败。

在经济方面，全球经济遭遇了一轮挥之不去的生产力放缓。正如西北大学经济学家罗伯特·戈登在其关于创新和增长的巨著《美国增长的兴衰》中所述，由于有意义的经济创新急剧放缓，1970年代成为了美国经济史的一个转折点。

当前，即使生产力悲观主义者严重低估了下一代生物技术和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惊人收益，大量的研究工作依然发现二十一世纪的生产力增长一直在放缓，而眼下的疫情看似正在造成另一个沉重打击。

因为中东国家大幅提高了向世界其他国家收取的石油价格，全球经济在1970年代遭受了巨大的供应冲击，而如今保护主义和全球供应链的收缩则构成了一个同样后患无穷的负面供应冲击。

向富人加税还不够

最后，在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政府支出的巨大增长并未配以针对富人的高税收。这些支出增加一部分源自于美国总统林登·B·约翰逊在1960年代发起的“伟大社会”计划，后来又因越南战争军费飙升而扩大。

但约翰逊和继任的尼克松都害怕丢掉政治支持，因此不愿通过加税来支付这些费用。

而这几年对联邦预算造成严重冲击的先是特朗普的减税政策，接着有与疫情相关的灾难救济，眼下则是扩大社会安全网的渐进式计划。只靠对富人加税来为这些费用融资的计划可能还远远不够。

无可否认，即便存在所有这些相似之处，今天还有独立中央银行这个抵御通胀的堡垒可以在通胀压力几近失控时随时提高利率。在1970年代只有少数国家拥有独立央行，而美国那个的行为就不太独立，因为它以大规模的货币扩张助长了通胀。

今时今日，相对独立的央行已经成为了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常态。

同样，当前超低的全球实际利率为富裕国家政府提供了比1970年代更多的赤字空间，这也是个不争的事实。

高债务让人却步

另一方面，在过去五十年间为老龄人口提供服务的挑战已经变得极为艰巨（至少在发达经济体和中国）。

在数量意义上可以说资金不足的公共养老金计划对政府预算偿付能力的威胁要比负债大得多。

与此同时，由于许多国家的不平等现象在政治上变得更加突出，而提升增长的诉求则不那么尖锐，因此要求增加政府开支和转移支付的社会压力在全世界范围内暴增。同时应对气候变化和其他环境威胁几乎必定会给预算带来额外压力并减缓增长。

如果全球实际利率开始上升，政府债务的急剧上涨将不可避免地使央行在提高名义利率方面承受更大的政治痛苦。高额债务已然成为了一些央行在疫情后正常化时对提高利率犹豫不决的一个原因。

而在疫情期间同样飙升的私人债务也许是一个更为严峻的问题。广泛的私人违约最终会通过更低的税收收入和更高的社会安全网成本来产生巨大的财政影响。

80-90年代曾复苏

但在我们变得过于悲观之前，请记住1970年代之后就是1980和1990年代，那时候发达经济体的增长大为恢复——即便它不像政策制定者所希望的那么具备包容性。

不过我们距离2030年代还有好些年。

央行难独立行事

当今的经济挑战当然都是可以解决的，而通胀率也不一定非要飙升。

今天的主要中央银行家——比如美联储的杰罗姆·鲍威尔和欧洲中央银行的克里斯蒂娜·拉加德——与1970年代任人摆布的美联储主席阿瑟·伯恩斯大相径庭。

两人背后也都有一流的团队予以支持。

然而，所有的央行仍然面临着持续的压力，它们很难无限期地独立行事，尤其是在政治家们变得软弱和绝望的时候。

美国在阿富汗的羞辱挫败是朝着重现1970年代引发缓慢增长和极高通胀的完美风暴迈出的一大步。

在几周前这一点通胀似乎还是一个可控的问题，但如今牵涉其中的风险和利害关系却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