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有别，要素禀赋及技术也互有多寡高低，恰好不同的商品及生产阶段，也因为技术需求有差异，有者需要更多的廉价劳力，有者则是需要先进技术方可成事；所以，各国在不同的商品或生产阶段，也就形成了各自的优势。

只要比别人有成本优势，哪怕你的商品不是最优质的，也都有交易的条件。国际劳动分工因此而展开，全球产量也随着扩大，然后彼此通过贸易以更低廉的价格获得更多。所以，常言道，贸易是双赢的。

这个如今已是常识的相对优势论，正是跨国自由贸易及全球生产链的理论基石。二战以后成立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就建立在此理据，并视导致经济大萧条的贸易保护主义为历史教训，来推动非歧视的多边自由贸易往来。

“历史终结”以后掀起了全球贸易及金融自由化的浪潮、网际网络科技的崛起，加快了跨国企业在全球布局的脚步，深化了全球供应链。

1994年关贸总协定退下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世界贸易组织，成为多边自由贸易协定的重大里程碑，中美两国经贸往来在中国入世贸以后，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结合，而以国际贸易为发展导向的东亚经济体，无疑也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最佳典范。

那是一个我们都以为全球化是个单向进程的年代。

然而，全球化的风向，自全球大衰退以后，在欧美开始逆转，群众对精英统治的不满，从华尔街延伸至跨国企业，并燃烧到政治。

认知与态度转变

民粹主义于2016年正式冲击欧美政治，先有英国脱欧、特朗普胜选、玛丽娜·勒庞的强势崛起，再到刚结束的欧洲议会选举，极右翼的斩获让像马克龙和索尔茨这样的全球化主义者受挫，贸易保护主义的势头，在欧洲也必将越演越烈。

毫无疑问的，中美关税战为全球自由贸易立下墓碑，但关键并非进口税的高低，毕竟对进口征税仅是改变相对价格和交易对象，并不阻扰和他国的交易。自由贸易之死，在于对其之认知和态度上的改变。

因为只要开始对甲商品进口提高关税，后来再对乙丙丁商品进口征税就不再有骇人之处，正如拜登不仅保留特朗普的关税名单，也对中国电动车进口加征百分之百的关税，但涟漪不再。

一旦我们以平衡贸易赤字为由，开始对贸易进行保护，之后以国家安全为考量而把关税战提升至科技战，对高端芯片及人才设备向中国施行出口禁令，贸易保护升级也似乎成了理所当然的演变。

贸易冲突当然并非太阳底下的什么新鲜事，只不过八十年代的美日贸易冲突，并没有阻挡九十年代以后自由贸易的浪潮，而跨大西洋贸易摩擦也从未改变欧美经贸联系。

东升西降无法逆转

那么，究竟为何美中贸易冲突会持续扩大，并升级至科技战，撕裂扁平的地球？

有者以为，那是美国看不得中国好，无法接受中国取代美国的领导地位，所以千方百计要扳倒中国，但东升西降是无法逆转的客观事实，所以美国是时候学习该如何与无论是经济或军事上都和美国旗鼓相当的中国霸权共存。

如是者说，从民间老百姓到国际关系内行精英如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大有人在。

而论述光谱的另外一端，也是当下西方政治及学术圈精英的主流看法，就是民主与独裁政权的互不相容。

欧日美经贸摩擦无损双边关系，因为民选政府承受不了因宣战而败选的压力，所以纠纷不可能会演变成战争。但在独裁政权里，民意俯顺政权，宣战反而可以正名，所以独裁政权不可给予扶持。

既然中国政治体制在经济发展轨道上，无法如其他国家那般转向民主改革，且和侵乌的俄罗斯结盟，那么以国家安全为由，与中国经贸脱钩、去风险化，对中国实施高端科技及人才设备出口禁令，就显得势在必行。

撇开两端的政治观点不谈，纯粹就经济效益的观点而言，自由贸易其实有其局限，并非绝对不可逆，而学界原来也颇有论述。

贸易保护能走多远？

保罗·萨缪尔森作为二十世纪新古典自由主义的标志性人物，早在2004年就撰文表达对中美自由经贸往来的保留，认为美国工人最终会尝到苦果。

哈佛大学知名的发展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也在2011年提出跨国自由经贸及民选政治的矛盾。

麻省理工的戴维·奥特在2016年发表了著名的“中国冲击”论，为重思自由贸易提供了实证论据。

到底相对优势原则出了什么问题？

为何中国出口对全球经济的正负影响，和欧美日出口有别？

“产能过剩”究竟是妖魔化中国，还是有理有据？贸易保护的回头路能走多远？大马是否也应该保护国内企业？我们下文再述。(上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