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

贺锦丽下象棋 特朗普下跳棋/Project Syndicate

作者:肯尼斯·罗格夫

无论是副总统贺锦丽还是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赢得11月的美国总统大选,这一结果无疑都将对美国的政治气候产生深远影响。

但由于特朗普对政策缺乏兴趣,而贺锦丽竞选团队又在努力转移人们对乔·拜登执政期间食品价格上涨的关注,因此大选结果会对经济产生多大影响还不好说。

到目前为止金融市场对大选基本保持着漠不关心的态度,这或许是因为投资者认为贺锦丽和特朗普都无法确保对国会参众两院的控制,从而限制了他们制定有意义立法的能力。由于民调和博彩市场都预测大选结果将异常接近,因此有理由认为政治僵局是最有可能出现的结果。但事实果真如此吗?在我看来民主党大获全胜的几率正在增加,而投资者最好对此予以关注。

自从拜登结束竞逐连任、贺锦丽开始崛起以来,共和党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特朗普——似乎在下跳棋,而民主党人则在下国际象棋。虽然共和党内不乏敏锐的战略家,但该党领导人要么无视他们的建议,要么缺乏去足够的关注去予以落实。

赢取公众注意力

相比之下民主党的竞选活动却异常严谨,贺锦丽基本上不接受媒体采访,也不参加任何没有预先安排的活动,唯一的例外是她和竞选伙伴蒂姆·沃尔茨与一位极其赞同她的CNN记者进行了座谈以争取支持。事实证明贺锦丽的这一策略非常有效,她在精心准备的演讲中展现出了自身魅力和能量,并在首次接受采访时轻松顶住了压力。而主宰新闻圈十年的特朗普则发现自己已被边缘化,只能想方设法夺回公众的注意力。

如果民主党赢得白宫,守住参议院,并重夺众议院,贺锦丽就能颁布全面的经济改革。倘若能撤销参议院的阻挠议事程序规则(正如民主党人曾多次誓言的那样),那她的政府即使在微弱多数的情况下也能冲破共和党的抵制。

虽然这一策略无疑会为共和党人最终再度掌权时采取同样的手段埋下伏笔,从而可能导致长期动荡,但民主党领导层似乎对此并不感到担忧。

增税解决长期债务

尽管如此,获得行政和立法部门的控制权将使贺锦丽和民主党至少能够部分解决美国的赤字问题(预计2024年将达到1.9兆美元),以及通过急需的增税措施来解决长期债务问题。

贺锦丽已经提议提高对富人和企业的税收以便在未来十年内创造5兆美元新收入,但如果要在不增加赤字或不违背不对年收入低于40万美元者增税承诺的情况下实施其雄心勃勃的进步计划也是极不容易的。

虽然贺锦丽说她希望为特朗普和过去十年美国政治的“翻页”,但估计也不太清楚书的下一章会是什么样子。

当然特朗普也提出了增税建议,不过是以普遍征收10%进口关税和对中国商品征收60%关税的形式实现的。鉴于2023年美国进口的商品价值超过3兆美元,这种做法确实可以带来可观的收入。值得注意的是关税在征税体系薄弱的发展中国家很常见。

赤字难减

但尽管特朗普声称的方案与贺锦丽相反,但他提议的关税——虽然从技术上讲是对国外企业征收的——最终会导致美国消费者承受更高物价以及大多数成本。此外其他国家将不可避免地采取报复行动,从而进一步推高进口商品的成本。

特朗普和贺锦丽似乎都对减少赤字不感兴趣。贺锦丽的经济方案包含几项代价高昂的措施,比如恢复拜登政府的儿童税收抵免政策,为首次购房者提供补贴等。

考虑到贺锦丽作为加州进步民主党人的背景,人们怀疑她的支出议程最终将远远超出这些初步建议。

特朗普则承诺为所有人减税,发誓不仅要让低收入退休人员的社会保障福利免税,还要给富人减税,因为后者承担的税率更高因此应当受益最大。这种做法当然是鲁莽的。

美联储政策

在美联储问题上两位候选人之间的对比更加明显。贺锦丽承诺尊重美联储的独立性,不过她很可能会任命一些倾向于保持低利率的鸽派官员,甚至不惜冒着通胀上升的风险。

特朗普则建议总统应当在美联储的讨论中拥有“发言权”——这就让人回到了央行自治之前的时代。同时考虑到特朗普垄断对话的倾向,人们不禁要问其他人是否真的有机会发言。

理想的情况是双方都不会在11月大选中获得执行其意志的权力。

但如果有一方最终控制了白宫和参众两院,那么民主党的可能性要比共和党大得多。

尽管贺锦丽的任何胜利都将有利于美国的灵魂,但它对经济的意义却远非如此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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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是全球不平等根源?/Project Syndicate

2014年,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在国际上引起了轰动,重塑了关于不平等问题的讨论,也让作者一举成名。皮凯蒂正确地指出实施收入再分配的政治动因几乎完全集中在国内问题上,但他的核心论点——资本主义必然导致不平等日益加剧,在将越南贫困农民的境况与法国中产阶级相对舒适的生活进行比较时不攻自破了。

事实上,过去40年来亚洲和中东欧经济体在贸易推动下的崛起可能是人类历史上跨国差距缩减幅度最为巨大的一次。

尽管如此,除了嘴上呼吁两句,西方观察家甚少关注生活在全球南方的另外那85%人口。比尔·盖茨这样的慈善家将大量资源用于改善非洲人民生活,而大多数基金会和机构仍将重点放在减少本国内部的不平等上。尽管这两项事业都令人钦佩,但政治分析家们往往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如果参照全球标准,发达经济体几乎不存在贫困。

国际性不平等

当然,印度的农民对美国或欧洲的选举没有影响力,而近年这些选举的焦点也越来越转向国内。如今候选人不会因为承诺帮助非洲而获胜,更别提南亚或南美了。这种转变有助于解释皮凯蒂将不平等问题归结为国内问题的观点为何会在美国进步派人士中激起强烈反响,并间接地与前总统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产生共鸣。

但这种解释忽略了生活在易受气候影响的发展中国家的数亿人口。此外尽管殖民主义的影响经久不散,但欧洲那些福利国家或日本并不热衷于对向前殖民地支付赔偿。

可以肯定的是,加强发达国家的社会安全网——尤其是在教育和医疗方面,是理所应当的。不过从道德角度来看,此事是否比让全球7亿赤贫人口脱困更为紧迫则依然是个非常值得商榷的问题。

值得称赞的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已采取重大措施援助发展中国家。但是它们的资源和政治责任都是有限的,而富裕国家则倾向于支持符合自身利益的政策和倡议。

融资方案

一个似乎已达成广泛共识的领域是气候行动。有鉴于此,我长期以来一直主张创建一个可以通过提供技术援助和大规模气候融资(最好是通过赠款而非贷款)来支持发展中国家绿色转型的世界碳银行。

正如我最近所言,考虑到改革全球资本主义的另一个重要途径(禁止私人贷款人在发达国家法院起诉违约的主权债务人),赠款融资尤为重要。为了吸引私人融资,发展中国家必须自己建立可靠可信的法院以及其他体制。而在这一切得以实现之前依然需要弥补资金缺口。

减少全球贫困最终都需要扩大开放和减少贸易壁垒。全球经济已经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推动贸易限制的民粹主义政客的推波助澜下支离破碎,对世界上最贫穷国家的经济前景构成了严重威胁。这些地区的政治不稳定状况向较富裕国家蔓延的风险正在以惊人的速度上升,而且已经反映在了这些国家日益激烈的移民辩论中。

发达经济体3选项

对此发达经济体有三个选项,而且其中没有一个是只针对国内不平等问题的:

首先,它们可以加强应对移民压力的能力,打击那些企图破坏全球秩序稳定的政权;

其次,可以增加对低收入国家的支持,特别是那些有能力避免内战的国家;最后是派遣公民援助低收入国家。许多国家的政府已经在国内试行了一些项目,鼓励应届大学毕业生到较贫困社区支教一年或兴建房屋。

至少,派遣西方学生到发展中国家——哪怕是短期的——可以让那些养尊处优的校园活动家们了解世界上大部分人所面临的经济困境,亲眼目睹那些资本主义尚未扎根国家的人民是如何生活的。

这样的经历可以让年轻人对各项全球挑战有更深刻的认识,也让他们对那些最终可能影响自身生活的危机有更清晰的理解。

这并不是说国内不平等不是一个严重问题,只是它并不是对永续发展和人类福祉的最大威胁。

而西方领导人面临的最紧迫任务则是找到能使各国接入全球市场并将其公民带入二十一世纪的政治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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