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

IMF须停收破坏性附加费/Project Syndicate

作者:约瑟夫·S·斯蒂格利茨(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

凯文·P·加拉格尔(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教授)、

马丁·古兹曼(阿根廷前经济部长)、

马里卢·乌伊(G24国际货币事务与发展秘书处前主任)

包括巴基斯坦和乌克兰在内的22个财政困难国,近年已成为国际货币基金(IMF)净收入的最大来源,其缴纳的款项超出了该组织的运营成本,导致这个原本受托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在此是运作良好的国际金融体系的机构实际上在要求那些几乎无力支付自身账单的国家为世界其他国家买单。

这种不合理事态,是IMF附加费政策的结果,该政策对从IMF借款金额或期限超过门槛的国家征收额外费用。而对饱受战争摧残的乌克兰或巴基斯坦(这个中等偏下收入国家有三分一的领土在两年前遭遇了大洪灾)这类国家征收罚款的做法,则与IMF的使命,维护全球金融体系稳定背道而驰。

附加费既不能确保还款,也不能保障IMF的财务状况。其主要影响,是在各国最无力偿还债务时加重其负担,这违背了创立IMF的初衷,提供反周期融资。

更糟糕的是,近年来附加费给负债国造成的负担愈发沉重,因此更加难以证明其合理性。

2020年有10个国家向IMF支付了这些费用;到2023年,在冠病疫情冲击、乌克兰战争和利率上升之下,这一数字上升到了22个。

道德论断忽略事实

重要的是,IMF的基础利率从不到1%,上升到了接近5%,导致那些支付附加费的国家总借贷利率高达7.8%。这就难怪这些国家很难摆脱债务困境,也是时候去取消各类附加费了。

附加费的支持者辩解说,这类费用可以阻止债务国向IMF过度借款。但这种道德论断,忽略了贷款需要得到IMF执行董事会批准,且董事会可以拒绝无理请求,也忽略了附加费只会使各国更加——而非减少——依赖IMF的事实。

IMF是优先债权人,这意味着各国必须先偿还其债务。在各国已经欠下的债务之上再增加附加费,意味着它们必须将稀缺的外汇拿给IMF还债,从而限制了它们积累外汇储备和重新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的能力。

因此,许多国家别无选择,只能继续依赖IMF的贷款来偿还之前的旧贷。

即使抛开IMF优先债权人地位的特殊性不谈,附加费本身也是顺周期性的。利率上升、大宗商品价格冲击、货币估值过高以及极端天气事件等外部因素,往往导致各国向IMF大量借款。

同样,能否进入国际信贷市场以及能否“提前”偿还IMF贷款,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全球金融状况这个外部因素。在不利的国际环境下加大债务危机国的负担,并不利于实现让其重回稳定增长轨迹的目标。

缓冲储备不是理由

支持者还认为,需要征收附加费来建立国际货币IMF的财务缓冲储备。但抛开将建立这些缓冲的负担强加给困难国家显然与IMF维护金融稳定的使命相悖这一点不谈,这种逻辑即使曾经成立,现在也不再站得住脚了。

今年,IMF将触达其预防性余额的中期指标(鉴于借款人违约的情况极为罕见,对该余额的需求被大大夸大了)。一旦达到这一指标,IMF将从那些中等收入重度负债国家身上征收附加费来支持自身运营,从而减轻富裕国家的负担。

要求这些国家掏钱支持IMF提供的全球公共产品是错误的,尤其是在各国应当加大投资力度以实现联合国2030年永续发展目标,以及根据巴黎气候协定做出的国家自主贡献之时。

IMF最近启动的附加费政策审查,为修复一个破损的体制提供了契机。该IMF应当听取那些呼吁附加费改革者的意见,包括巴巴多斯总理米娅·阿莫尔·莫特利(Mia Amor Mottley)、24国发展中国家集团和多位美国议员。

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就是彻底取消附加费。如果这在政治上不可行,改革可以包括对总利率(基础利率+附加费)设定上限。

这样,IMF就可以减少施加给债务国的额外负担(特别是在货币紧缩的情况下),而附加费也能随着IMF基础利率的提升而减少。

可提高征收门槛

其他技术调整,也有助于减轻附加费负担。比如IMF可以提高附加费的征收门槛,使其与当前的“例外性准入”限制(超过该限制的国家情况将被视为非常特殊,从而允许在标准IMF框架之外进行贷款)保持一致。

将一国支付的附加费视为IMF贷款的本金还款,也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

即便附加费作为一项政策曾经是有意义的,但现在肯定不是了。

IMF的财务状况相当健康,而巴基斯坦和乌克兰等国却不容乐观。

强迫各国支付高昂的附加费,只会增加其负担。这可不是一个保护世界经济或资助一个负责全球金融稳定的机构的正确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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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恐惧症与美国大选谎言/Project Syndicate

大谎言(Big Lie)已经变得更大了。特朗普及其狂热追随者关于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被操纵和窃取的错误说法,让基于事实的问责制走到了尽头,而这也对深陷困境的中美关系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中国恐惧症是一个表明大谎言如何破坏了美国国家政体各项规范的明显范例。对中国的非理性恐惧已经失控。这里包含了美国所面临的诸多所谓威胁:中国在美国贸易赤字中占据的巨大份额;令人担忧的华为5G网络后门;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和码头装卸起重机;美国基础设施在面对一个所谓伏特台风(Volt Typhoon)黑客网络攻击时的脆弱性;以及TikTok平台对无知美国青少年性格和隐私的潜在侵犯。

我已经指出过这些担忧都源于一些与美国反华政治议程一致的虚假叙事。这些叙述并非凭空而来,而是反映了学术心理学家所谓的“叙事认同”对扭曲事实的投射,这种认同会对“自传体式的过往进行重构”。

虚假叙事

不幸的是在美国这种过往反映了一种可追溯到长期种族和民族偏见历史的、有毒的身份政治类别。当然正如我在书中详细阐述的那样,中国同样难辞其咎,因为它也为了实现自身目的而采纳并宣传关于美国的虚假叙事。

在研究虚假叙事对美国涉华事务辩论的破坏性影响时,我强调了依据间接证据和猜测来讨论施加伤害的可能性,与基于确凿证据的“铁证”去这样做的意图之间的区别。而对中国恐惧症的夸大式忧虑则主要属于前一种情况。

比如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要求人们试想如果中国的电动汽车在美国高速公路上化身破坏性武器的话会是何种情景。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警告说如果中国决定激活其嵌入的恶意软件,那么美国大批关键基础设施将受到攻击。

关于中国将在2027年入侵台湾的担忧则反映了美国印太司令部前负责人、退役海军上将菲尔·戴维森那老掉牙的预感。

而这些关键词——试想、如果、和预感——则充分说明了根据猜测行事的风险。

但这都并没能阻止美国政客。在最近举行的几次听证会上,美国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让人想起1950年代众议院非美国活动委员会针对所谓共产主义同情者的贴红色标签行为。

众议院喜欢猜测的倾向也促使其最近通过了25项反华法案,这是今年9月底被称为“中国周”的罕见系列立法活动。

催生不安结果

大谎言已经加速催生了一个更令人不安的结果:虚假叙事不再来自于叙事认同中某些基于事实的碎片,而是成为了彻头彻尾的谎言。

看看最近的新闻报道,密歇根大学五名中国毕业生因在美国国民警卫队训练演习(当时还有台湾军事人员参与)区域附近拍照而被指从事间谍活动。

但这些报道严重夸大了事实:这五名男子当时距离军事基地有50多英里远,而他们的罪名也不是从事间谍活动,而是对警察撒谎。

这条新闻基本上是虚构的,但充满了恐华情绪。它导致密歇根州一名共和党参议员试图取消对中国企业国轩高科的美国子公司即将耗资24亿美元新建的电池组件工厂的补贴。但国轩高科的最大股东其实是德国大众汽车而不是美国政客所声称的中国共产党。而该公司也成为了密歇根这个摇摆州的一项选举议题。

“大谎言”还出现在了其他恐华事件中。去年,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这位反华资历深厚的特朗普信徒公开警告说“中国黑客项目的规模已经大于其他所有主要国家的总和”。

但事实或许并非如此。根据牛津大学研究人员最新编制的世界网络犯罪指数,全球网络犯罪威胁依次来自俄罗斯、乌克兰、中国、美国、尼日利亚、罗马尼亚,朝鲜和英国,而排名第三的中国也只是比美国得分高一点点而已。

我并不是说应当忽视中国或其他任何外国势力对美国网络安全构成的潜在威胁。相反,美国高级官员必须更加开诚布公地谈论全球范围内的网络黑客行为,并承认本国在助长这类行为方面所扮演的角色。

忽略关键因素

随着谎言取代了真相,中国恐惧症不仅破坏了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还导致了严重的政策失误。正如美国政府曾将本国贸易赤字归咎于日本,现在又将怒火转向中国,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高额(甚至还可能更高的)关税。

别忘了仅靠双边行动可无法消除因国内储蓄不足而产生的多边贸易赤字。

结果可能是适得其反,甚至自我毁灭。美国在本身需要高性价比高品质的绿色技术以应对气候变化时却禁止了中国产电动汽车。而对中国的网络黑客行为的过度恐惧则主导了立法议程。

在“大谎言”之下,人们在现代历史上最重要的总统选举临近之际却无法得到足够的事实供应。这就引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大谎言”已经催生了一种氛围,在这种氛围中事实已经不再是政治言论和政策制定的前提。这会危及所有美国人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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