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堆里 走出来：碧澄

上个世纪60年代，我对马来文以及马来文学（尤其是马来旧文学）发生极大的兴趣，兴之所至，还写了一些介绍文字。其中一篇是〈马来纪年〉，于1961年12月29日在《南方晚报》的副刊“饮冰室”刊出，另一篇题为〈马来纪年的版本问题〉，于1961年12月11日发表在《南洋商报》的〈商余〉副刊。最近偶然从剪报册中翻到这两篇东西，觉得他们对一般华裔读者还有阅读的价值，决定抄录下来。间中在文字上略经修改，特此声明。

●《马来纪年》

《马来纪年》（Sejarah Melayu）这部书出现在公元16世纪初，它是马来民族一部极重要的历史著作。历来研究它的外国人不少，尤以英国人付出的精力最多。

这部史籍并非全部都记载信实。无可否认，它里头含有极多神话和传说，我们阅读的时候须用批评的态度去辨别其是非。

由于作者是马六甲人，具有浓厚的爱国思想，他笔下的文字，有很多将马六甲王朝以及各苏丹的作为大事渲染和夸大的成分。为了达到他的目的，还不惜加入一些向壁虚构的故事。

第15章说及中国皇帝和马六甲苏丹满速沙交往的记述，在中国的史籍里是找不到的。他描述中国皇帝以幼针来夸耀国土的广阔与人口的众多。马六甲苏丹并没给吓到，而是从容地用西谷米作为答复，暗示该国人才济济，不为外来势力所震慑。中国皇帝喜欢吃蕹菜，不吃舂过的米饭，都受马六甲人的影响。可见马六甲的势力有多大。马六甲使臣乘皇帝用筷子吃蕹菜抬头的一刻，破例得见龙颜，显示那臣子的睿智。更甚的，中国皇帝因担当不起马六甲苏丹送上的贡品，竟全身生出疥癣，须用马六甲苏丹的洗脚水才得以把那皮肤病根治。这说明马中两国的统治者地位平等，并无高低之分。

这一章有些令人不明白的地方。当马六甲使臣到达中国进入七重大门的时候，作者毫不放松地叙述乌鸦跟随进去，不知是什么喻意。中国宰相名叫Li-Po，公主名叫Hang Li-Po，而护送公主的侍者又叫Di-Po，为什么这么凑巧？这Hang 字是姓还是头衔，也值得研究。

中国皇帝致给马六甲苏丹的信函最令人费解。中国人一向自认为是炎黄子孙，怎么会说出“我们也是伊斯干达的后裔，与马六甲王同出一族”这样的话来？信函的开头写“这是由天王脚下寄给马六甲苏丹陛下的信”，我相信是一种错误的诠释，原来很可能是“马六甲苏丹足下（或阁下）”，是尊敬、诚恳的。书上说当时那封信交给一位宫中的“文书”（katib）宣读。如果他是华人，口译成这个样子，实在很不应该。

《马来纪年》虽存有这些缺点，但是我们绝不可因此而抹杀了它的崇高的历史价值。世界上不论哪个国家的初期历史总免不了这类因素，因为作者判断史料真伪的能力还很薄弱，何况他们只是把所知所闻一一记录下来，当初也不一定准备要出版以留给后人阅读的。

这部书的内容可说是丰富的，故事是紧凑的、精彩的，卷首先列出马六甲王朝的族谱，介绍其始祖是希腊的阿历山大大帝，其后代在三佛齐建国，旋在淡马锡开埠，可谓有条不紊。作者对于马来宫廷礼仪及内中情况了如指掌，因此很可能是一名高贵的王族，最低限度也与宫廷有着甚为密切的关系。他不但精通马来文，还精于泰米尔文、阿拉伯文和古爪哇文。他除了写其本国的事迹，还加插了许多来自阿拉伯等地的神话故事。

英人白拉登（C. O. Blagden）曾在伦敦的皇家亚洲学会图书馆中获得由莱佛士带回来的一部手抄草稿七种。从这些残本中，得知作者居住在马六甲的时候已开始动笔。1511年葡萄牙攻陷马六甲，官民逼得向柔佛撤退，可是还继续写作，知道1536年左右才停笔，共写了31章。1536年，葡军北上直取旧柔佛，有关草稿也被他们带走。作者表现强烈的抗葡意识，也许触怒了葡萄牙当局，而把他给杀了。

之后，葡萄牙与柔佛王朝恢复邦交，使臣莫利拉从果阿带了这部手稿以及许多名贵的礼物去见柔佛统治者。1612年，拉惹邦苏令首相敦斯里拉朗（Tun Seri Lalang）重新修订此书。据说此君删去书中一些对他不利的描述。

●《马来纪年》的版本问题

由于史料的缺乏，《马来纪年》的原作者是谁，至今还是一宗悬案；但其修订者是敦斯里拉朗则似乎没有什么疑问了。英人如温斯德（R.O. Winstedt）、卫金申（R. J. Wilkinson）等都着实曾在这方面下过一番研究的工夫。

这部重要的历史创作，到19世纪初才出书。在这之前，版本有好几种，互相抄录，人们不晓得何者为原本。原著无所谓版权问题，抄者可以随意增删。要将原稿找出来，着实不容易。加上经过几次战火，原稿是否还存在，也无人能确定。以下就已出版过的《马来纪年》以其所本略述于后，希望对此问题有兴趣者作进一步的研究，使这个谜团能早日有个水落石出。

英人黎登博士（Dr John Leiden）最先将《马来纪年》译成英文，于1821年出版（在译者逝世以后），书前有莱佛士爵士（Sir Thomas Stamford Raffles）的序文。

莱佛士说，黎登于1805年才到东方来。他所依据的本子早经敦斯里拉朗增删过，大概与原著相差很远了。黎登以相当慎重的态度进行翻译，他对书中的马来人名、头衔、地名都很贴切地译出来。他把一些值得商榷的字词的含意提出来，其他如梵文、暹文和古爪哇文他都很小心处理。只可惜他对阿拉伯文一窍不通，以至译文有不少错误。

过后，英人薛拉比尔（W. G. Shellabear）在新加坡的罗根图书馆（Logan Library）搜得一爪夷文本，既没注明出版社和出版日期，就连页码也阙如。书前有一篇很长的序文，开始是这样写的：“这是新加坡一名有识之士的话语，其目的是希望后人将马来语发扬光大。”又说：“此君负责给新加坡由莱佛士创立的马来学校介绍一些马来语文以及其他科目的资料以便搜集马来书籍的工作。”沙拉比尔猜测，该书的出版日期当在1831年之后，即《新约》由布道印务公司（Mission Press ）出版之后面世，而且也由该公司印行。这版本与黎登的译本出入很大，黎登版里头的一些内容，这版本完全没有，所录班顿也有所不同。

法人杜劳里尔（T. dourand Dulaurier）注释过一种《马来纪年》的残本。他有过要将《马来纪年》的真面目还原的宏愿，可惜他早逝，未能如愿。该残本于1849年由巴黎国内首要公司（Imprimeric Nationale）出版发行，它只有全书的二分之一。读者不晓得他有没有为该书写序，但从他精确的注释，可见他所依据的版本水准相当高，和新加坡的爪夷文版本很吻合，同时他还与黎登的英译本以及另外一个手稿（他成为A版本）对照过。荷人毕兹纳培尔（J. Pijnapel）认为，在荷兰黎登图书馆里面的《马来纪年》手稿中，A版本是最佳的版本，杜劳里尔保存了一部分。毕兹纳培尔也赞同，星洲的爪夷文版是杜劳里尔所采用的蓝本。A 本与杜劳里尔所谓的“标准本”值得大家深一层去钻研。

1878年，第一部《马来纪年》法文译本在巴黎印行，译者是大卫克（M. L. Mardel Devic）。他根据杜劳里尔的本子译成，唯只有全书的三分之一。里头的注释有误，译文错漏的地方也不少。

1884年，《马来纪年》在荷兰出版。其序文几乎是星洲爪夷文版的重印，只是略去有关作者是在新加坡的说明，而改为“这是阿都拉敏阿都卡迪文西的话语……”第二段就干脆删掉。说序文是文西阿都拉写的也许不会错，但说整部书出自他的手可就大错特错了。从阿都拉留下来的资料中，我们得知他参考过两三种其他的本子，并说“尽我们所能将它修好”。这荷兰版本与新加坡爪夷文版本的内容一模一样，不过由于删掉了序文，编者不得不修改书的一些内容。

1896年，修订的爪夷文版由新加坡的马来亚出版有限公司（Malaya Publishing House, Limited）印行，编者是著名的马来专家薛拉比尔。他以星洲的爪夷文本为底。当时普通的版本（文西阿都拉修订者）到第29章便结束，黎登版的译本亦不例外。薛拉比尔参考了其他两种残本，增加后面的5章共约50 页的新材料。但照薛拉比尔的看法，加进去的5章，行文风格与之前的有很大的不同，还两次提到ayahanda（我父），推测可能是敦斯里拉朗的续稿，由其子加以完成。薛拉比尔在编订此书的时候，还参考过杜劳里尔的本子以及注释。

薛拉比尔所参考的两种版本，一种由文西穆哈末阿里（Munsyi Muhammed Ali）所藏（薛拉比尔称为B本），很明显的，这版本由两人抄写，最后数页的笔迹与前面的完全不同，而且没那么细心，稿上并没注明写作日期和作者，不过处理阿拉伯文和爪夷文相当谨慎。薛拉比尔判断这版本已有四十多年的历史。另一种由麦斯威尔（W. E. Maxwell）所藏（薛拉比尔称为C本），这抄本有页码，而且字体秀丽公证，总共235页，写作日期为伊斯兰历1266年，最初拥有该版本者的名字给涂掉。书中许多有阿拉伯文和爪夷文的地方也没有了，也许抄写者对那些文字不甚明了。

总而言之，薛拉比尔整理的那部《马来纪年》所采用的版本和资料包括两个部分，即甲组：杜劳里尔本的注脚（A本）、阿里藏本（B本）、麦斯威尔藏本（C本），乙组：星洲爪夷文本、黎登译本、杜劳里尔注释本。

两组的版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也有好些差异；两组之间虽然差异很大，但也有极为接近之处。此书曾再版了一两次。

直到1898年，薛拉比尔的罗马拼音马来文版才出版，以配合海峡殖民地学校之需。他修正了1896年爪夷文版一些错误的地方。在进行修订这项工作的时候，他还从卫金申那儿借得一种手抄本。薛拉比尔这版本，前几页的阿拉伯文卫金申曾给予很大的协助，后面的部分一些不规则或专门名词则向罗宁博士（H. L. E. Luering）请教解决。

         1909年，该罗马拼音马来文版的《马来纪年》再版问世，在马六甲马来学院讲师苏莱曼（Sulaiman）的协助下修订了一些罗马化拼音的字词，以配合政府新订的拼音制度。同时也修正了一些阿拉伯文的错误。薛拉比尔之前没觉察到传抄者由于不精于阿拉伯文，致使文法有误，意思也不对。在修订此书的再版本时，薛拉比尔还参考了英伦收藏的最古版《马来纪年》，温斯德爵士把该版本在RASMB（皇家亚洲协会马来亚分会期刊）1938年12月第16卷，第3期发表。薛拉比尔在该书排印时，阿拉伯文句子一律用斜体字，间中如有沙意尔诗（syair）则分行处理，不与其他句子连在一起，以使条理清晰。

1948 年，上述一书三版发行，仍然以1909年的版本为蓝本，只是修正了一些罗马化拼音的字词和阿拉伯文的句子。不过，故事内容有6个地方作了大幅度的更改。故事是根据巴生拿督道格拉斯（Dato'  F. D. Douglas）所收藏的手抄本而进行的大更动。

道格拉斯所收藏的手抄本战前曾捐献给吉隆坡的博物院。1945年，该博物院给日军炸毁，那部手抄本自然也跟着荡然无存。幸亏道格拉斯事前曾将该本子与薛拉比尔的版本相对照，抄了一份，并加上更为详尽的注释。

道格拉斯说，该本抄自一古本，由廖内令嘉（Riau-Lingga）苏丹阿都拉曼沙（Abdul Rahman Syah）所拥有。其抄写者名为锡阿末（Syeikh Ahmad bin Omar Baruz Khan），抄写地点在马六甲，志日1835年3月12日。他是为住在当地的荷兰人伯治o维斯特豪（Birchie Westerhout）抄写的。荷兰当初把马六甲政权移交英国（与印尼地方交换），英国政府让伯治担任南宁（Naning）地区的行政官。文西阿都拉在其自传中也有提及他的名字。

薛拉比尔在美国逝世，这部三版书于薛拉比尔逝世后数月面世。书末增添一篇以马来文写的长序，并列出书中增加的部分，以资对照。

自此以后，马来亚出版有限公司几乎每年都给《马来纪年》再版一次，截至1961年已再版了10次，不过内容方面已没什么更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