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当年，我罹患了第三期肠癌，手术切除后在接受化疗和电疗，病苦使我身心俱颓，妻子也为了我衣带渐宽，容颜日悴。已从香港移民多伦多的家姐知悉我的病况后，毅然搁下她丈夫和儿女，千里迢迢地只身来星洲探候，似冬日暖阳，陪我度过数月抗癌最艰苦的日子。这深切的姐弟情谊，在我病后的26年里，从未或忘。

今年的9月12曰凌晨，当我接到七弟从多伦多传来家姐病逝的噩耗时，悲恸中满怀愧疚！在我与生死搏斗的日子里，她陪在我左右，而在她迈向死亡时，我却一无所觉，未能相伴。我一遍一遍地抚模着自己的手指，心自喃喃，那不也是家姐的手指吗？不都是属于母亲的血肉吗？也许是真老了，没有泪水，却忆念如潮，那些曾经的浪花，零碎而清晰！

家姐是在当地时间2018年9月11日下午12时55分，于加拿大多伦多的医院安详辞世，丈夫子女和七弟九妹皆随侍在侧，享年82岁。

9兄弟姐妹中，上有大哥，她排行第二，我们做弟妹的都亲切地叫她“家姐”。

她比我长6岁，1949年我们举家从中国大陆移居香港时，我未足7岁，在那之前，对她的印象是颇为模糊的。于故乡那深院大宅里，她有她女儿家们的活动，有丫鬟相伴；我则总随着长我两岁的三哥玩乐，有父亲的部下陪着。各人也有各自的奶娘，日常相聚的都是在餐桌、和晚上补习的大桌子上。我们姐弟仨有个共同的老师，一个私塾的老学究，略分深浅地教我们一些古文和诗词，我们背里叫他“老道”，印象深些的是，家姐很用心，三哥聪明，我苯拙心散。而五妹太小，大哥则在广州培正中学寄宿。

移居香港后，屋子小得多，一家人的接触互动反而更密切些。家姐上中学了，有几位义结金兰般的女同学，青风、少玲和宝珠，那段日子看来过得非常的开心而且充实，透着少女的灿烂。但她总会抽出时间来督导我温习功课，认真而耐心地纠正我散乱的童心，使我的成绩有显著的进步。犹记得我首次考进前三名时，第一个便是找着她报喜，她听后显得比我还要兴奋。

家中经济陷入困境后，大哥在台大半工读经济自理，我则幸运地被父母安排依亲，得以继续学业。而家姐和三哥则相继辍学谋生。那时的香港人浮于事，家姐中学犹未毕业，像只羽毛未丰的小鸟独自在丛林闯荡。我依稀记得，她的第一份正职是在弥敦道的百老汇戏院当售票员，几十元港币的月薪，扣除了食宿后大部份都是拿给母亲当家用，鲤鱼门的家中还有好几位弟妹呢！学校假期时，我喜欢去戏院找她，她总是在票房里忙得走不开，知道我依亲没零用钱，会从票房的小窗口递给我几毛一块的，还会瞪大眼睛叮咛一句：“俾啲心机读书哦！“。三哥则更苦些，当后生、当学徒都只是无薪包食住。

受大哥的影响熏陶，家姐也曾是个文艺青少年，在＜中国学生周报＞发表过文章。大哥台大毕业后返港在友联机构任职，还为家姐央得在友联的女宿舍寄宿，她清楚记得是与古梅同房。

她继续升学的渴望从未稍息，总希望能像大哥一样到台湾进修。工作虽忙但总会抽空自修，十九岁时，她以“同等学力“报考在港的“台湾大专联合招生考试“，选的是乙组文科，需考中、英、史、地和乙数五科。不幸她落榜了，因乙数考的是“代数“，是甚难自修学成的。她极端失望，母亲说有一天她拿钱回家，伏在床上哭了一个多钟头，劝也劝不住。

父亲有位好友袁叔，他家人都在台湾，当他知悉家姐渴望赴台，透过一些关系，安排了她进入台湾的台东医院半工读修学护理并寄宿。当一切的手续都办妥即将成行时，父亲却被诊断为末期膀胱癌，使家姐陷入了天人交战的困境，去留难决。但重病的父亲却鼓励她要把握机会，并指出她自己的人生还长着呢！怀着依依且忐忑的心，她向着新的人生起程了，一个多月后，父亲溘然长逝，经济因素她无法回港，终未能见最后一面，留给她一生的遗憾！

33年后，当她得悉我罹患三期肠癌，不想更添遗憾，飞来伴我。她也给弟妹们留下了楷模榜样，当大哥患癌时我赴美国相陪，三哥病危我返港相聚，此次九妹得悉家姐急病危殆后急飞多伦多随侍在侧，还有，在八弟与肝疾缠斗的数年里，兄姐与九妹皆鼎力扶持……。

家姐对亲情是极为重视的，除了事母至孝，对弟妹们的关怀也并不因她婚前婚后而稍异。

有一件事记忆特深，我初进台湾的成功大学就学时，她犹未於护校毕业，特地由台东老远来台南看我，事前也没有约好。已入夜了，一个妙龄的单身女子，冒然地闯进了男生宿舍找人，还真引起了好一阵骚动！1960年时的宿舍非常简陋，衣衫不整的男生随处跑，家姐这女中丈夫，也不管尴尬，到处问人，终于问到我的一位高中同学，他骑脚车把我从校外的小店找回来了。家姐高兴得旁若无人地一把将我抱住端详，然后把一大包鱼松塞在我怀里说：“你长高但瘦多了，学校的伙食缺营养，给你加餸，是我自制的哦。“。但可惜，因我不舍得多取食，久放霉坏了！但那手足深情，却历久弥鲜。

她学成返港后在一聋哑儿童福利院服务，后经友人介绍，交往后与一从商的青年结婚，彬哥成了我的好姐夫。成婚前她曾寄我一信，自讽「年晚煎堆人有我有，要嫁作商人妇啦！」，仍是文青心怀。但婚后证实，彬哥的确是难得的好丈夫和好父亲，也是好女婿好姐夫，他们育一子一女，皆受高等教育，孝顺如母。

我毕业返港就业，她已为人母了，很幸福的小家庭，住太子道，屋子很宽敞。我和三哥及七弟常相约到她家相聚，姐夫很亲切，对我们这些小舅子好极了，冰箱里总准备有足够的啤酒让我们把酒言欢，很值得怀念的日子。1967年10月，我转职星洲，家姐挺着大肚子送我上机，年底产下第二胎，我总会记得她小女儿的岁数。

九妹初中毕业后，家姐为她安排到香港养和医院学护理，并把她接到家里居住帮忙，所以她们姐妹俩关系特厚，两个小孩对这阿姨也特亲。九妹亦不负家姐对她的期望，学成后在护士工作上有非常出色的表现。

三哥在经过数年的苦熬后，学艺有成，已成为出色的裁缝师傅。家姐和姐夫都觉得，他应该是自立门户的时候了，便出资合作开了间制衣厂，由姐夫接订单，三哥兼掌裁缝和厂务，生意蒸蒸日上，曾兴旺过好多年，八弟也曾在公司里任职。只可惜好景不常，无常掩至，一场突发的大火把一切化为乌有。三哥只得继续当个受雇的裁缝师，姐夫仍奋战于他的商业疆场，家姐则有些儿意兴阑珊。1979年，趁着中国开放，姐妹情深，她到广州与阔别了三十年的六妹相会，六妹自小养在外婆家，我们于1949年移居香港时她并未同行，在六妹的印象中，这是第一次与同胞手足相会，其情感人可知！家姐了了一椿久藏的心事，回港后安心做她的好母亲和商人妇了。当然，她还是弟妹们的好家姐，母亲的好女儿。

父亲早逝，大哥长居外国。没受过正式教育的母亲，带着一众儿女，持家护犊还真不易，家姐很好地分担了她部份的责任。她婚后有着同样的承担，也常偕彬哥回家探母，并提供各方面的协助。

随着岁月，我们原本极为艰苦的家一步步地走出困境，虽偶有风雨，母亲可以较安详地过个简单平顺的日子了。1982年，家姐提出要为母亲贺七十大寿，寿宴就设在他们家楼下的庆相逢酒楼。那晚上，母亲很开心，看着儿女们全都已陆续嫁娶成家，一堂欢聚，脸上溢满着欣慰与喜悦，家姐也一样，弟妹们再不必她费心劳神了。

1984年，母亲原患的肺气肿病情趋重，咳得厉害，多是家姐带她去看医就诊。后来觉得八弟夫妇皆需工作，家姐便把母亲接到家里以便日夜照顾。该年的农历十月，母亲病情恶化入院，终因严重的肺气肿并发肺炎病逝，在港的子女皆随侍在侧。这是家姐一生中最感悲恸的事了。

1987年6月，家姐举家移民加拿大定居多伦多。1992年底，闻悉我患癌来星陪伴数月，返加后便再没有回过亚洲了。自那以后，在多伦多深居简出，与彬哥日子过得简单而闲适，子女学成后皆有一份很好的职业，一家人过着另一种的生活了。数年后，七弟也申请移民加国，家姐夫妇在一些环节上也帮了忙，姐弟俩在异乡也多了家亲人作伴。

我癌症痊愈后，曾往多伦多家姐家小住过两次，很温馨难忘的相聚。期间，高兴地知道她与姐夫及外甥皆已皈依三宝，随藏传佛教宁玛派上师谈锡永学佛修行，她师父曾受学于宁玛派领袖敦珠仁波切达20年，且精通汉藏佛学，创办了北美汉藏佛学研究会，著作极丰。

人间世，鲜少会波平如镜不起波澜，我15年前因治癌的后遗症在腰间开了个肠造口（人造肛门）。而家姐的儿子和丈夫则先后罹患重疾，外甥是肝肿瘤，彬哥是严重的腹膜炎，手术及治疗期间家姐皆忧心如焚，终于都在她的日夕细心呵护、熬药调理下得以完全康复。我因不适合远程飞行而无法探候，姐弟俩便只靠电话互相关怀鼓励。平时我们也常会通话谈新话旧，常一聊便一个多小时。她去世前约两周，便和她聊了很久，她说身体还好，只是比较易感疲累，连叹了两次“人真老迈”了！想不到，两三天后，她便病重入院。大家为免我担心故未电告，而当我骤闻噩耗时，震惊悲恸难已！

事后，从外甥和姐夫口中略悉，家姐应是受细菌感染致病，年老抵抗力弱，投药无效，侵入肝肾致肝肾衰歇病逝医院。住院抗病仅12天，临终弥留时，家人与七弟、九妹皆随侍在侧；师父则通过电话给家人殷殷嘱咐，于佛堂与一众佛友修法回向，并最终示告家人，说家姐她平日修法甚勤且诚，终得圆愿往生。

听了他们的陈述，我的悲伤忧戚也就释然多了，修行人，还有什么比圆愿往生更加如意呢？有坚强的信念，又何惧死亡。我深信她师父的示告，因为家姐除了修法甚勤且诚外，她一世为人亦若是啊！

与家姐76载的姐弟世缘，缘散缘犹在，她将长在我心，每日礼佛感恩回向，同时深信，再会时必将是莲花处处。

（2018年12月11日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