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吴小保   八字辈，入睡前爱看书，常看书而忘眠。

几年前美国总统大选成绩出炉后，身边不少朋友大跌眼镜，最后胜出的竟然是大家所不屑的民粹分子特朗普！？不久后，网络上流传一则报导，提到一位美国哲学家早在1998年就已预言这一刻的来临。

那位预言家的名字叫作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是鼎鼎大名的分析哲学家，同时也是位改良左派。

理查德罗蒂是在一本小书《筑就我们的国家：20世纪美国左派思想》中做出上述预言。我不熟美国政治与思想传统，因此这篇文章无法为大家去分析，究竟这当初被大家高捧为精确的预言之书，在今天看来是否仍合情合理。我仅能从一位业余的哲学爱好者的角度，去阅读罗蒂这本小书，并结合我自己的一些观察做分享。

《筑就我们的国家》一书所着重思考的，是美国左派内部的思想与实践分歧的问题，并尝试调和这两者的矛盾。这个任务在他来看相当重要，因为根据他的推论，如果左派仍继续沉溺在文化左派的弊病中，最终将导致美国中低阶级最终渴望一个强人来为他们出头。很不幸，这一切在后来预言成功了。

告别昔日情怀

我是在大约2017年左右读了《国家》这本书，对我个人颇有启发。早年因为深受左翼的理想主义吸引，读了许多高大尚的理论，对未来抱持着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然而，随着年龄渐增，如今我已经渐渐告别昔日的理想情怀。在此当下，回头却发现过去那些高大尚的理论虽然颇有观赏性，却几乎很难处理现实问题。它有点类似中国传统武术，在MMA现代搏击面前，溃不成军 。世人至此才发现，中国武术中看不中用，被自己吹的牛皮捧上天，然后被现实给沉沉地打了一击。

美国左派 思想有分歧 

《筑就我们的国家》一书，正好适时把我从颇具观赏性的各种理论之中拉出来，让我得以好好地去面对现实。

概略地说，《筑就我们的国家》中有两个关键概念，即改良左派和新左派。罗蒂以“改良左派”指称1900至1964年间涵盖那些在宪政民主的框架内努力保护弱者的美国人，其中包括那些自称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者，也包括那些未曾想过用这两个词语自称的人。至于“新左派”则指那些在1964年左右开始从左派中分裂出来的一群人，他们认定在现有的制度内不可能再追求社会公平。这些人很大程度上是在美国越战、黑人民权运动中吸取教训，其中大部分是学生，美国各大学院是他们的重要基地。从新左派中，又诞生了一批关注文化议题的所谓文化左派。

改良左派不反体制，反之认为体制可为其所用，透过政治与社会运动，促进经济资源的再分配，从而保护底下阶层与弱者。他们持简单的经济决定论，认为美国黑人的问题纯粹是经济不平等的副产品，因此只要公平地落实再分配政策，偏见、歧视问题就迎刃而解。然而，从新左派角度看却不是如此，对他们而言，黑人的问题不是经济不平等，而是“身分政治”；简单地说，黑人的问题不是他们贫困，而是他们在种族尊严上，被白人至上主义者所排斥、歧视、边缘化。

解开施虐心理

故此，解决之道就在于如何解开这种白人种族主义者对黑人的“施虐心理”；由此延伸，就是针对白人的话语机制进行审查、反思，把一切可能歧视黑人（包括原住民、新移民等）的言论进行“语言净化”；甚至还延伸到重新审理历史，因为历史本身就是“施虐心理”的重要手段。话语就是政治，故一切政治行动都围绕着词语、符号、论述等层面的诠释与再诠释，而不再（或相对减少）关注再分配的问题。

“学院里的文化左派赞同这些残余的改良主义者的所作所为，但其态度冷淡，高高在上。不过，它保留了一个60年代后期得以巩固的信念。它认为，只改变法律还不够，我们必须改变现行的制度。改良措施不够彻底，效果也不好。既然自由主义政治的词汇表受到了可疑的先决条件的影响，左派的首要任务就是孔子所说的‘正名’。60年代所说的‘给制度命名’比完善法律更为重要。”

因此，改良左派和文化左派（或新左派）在两个方面是对立的。首先，前者之为“改良”在于仍信仰宪政民主，而后者则极端化（在前者看来）地认为，制度已不可信。其次，前者关注“再分配正义”，而后者则关注“正名”，用行话来说，就是“身分政治”。下文会讨论双方的第三个分歧：究竟是否应该拥抱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

商议共识 强调宪政民主

在罗蒂来看，对于政治，我们应该采取务实的立场，他认为我们不可能寻找到一个永远正确、不犯错误的纯粹的人。同理，也没有哪一个国家会有道德上纯粹无杂质的左派。故此，在民主国家里，要有一番作为，就必须在原则上让步，和其他可团结的力量结盟，即使我们对这些团体心存怀疑。

此外，他也透过对惠特曼和杜威的哲学解读，指出我们应该把那些超然于经验之外的各种哲学概念或不切实际的理想拋诸脑后，因此主张把一切事物都世俗化，而不是去追求永恒固定不变之物，同时也放弃寻找一个可供人类普遍参考以评估未来的理论框架。简单地说，他认为现世是变动不居的，我们不可能主张某种理论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政治问题，从而成为我们的政治圣经，成为一种权威。

应容许多样性

反之，在政治中应该容许多样性，除了自由的人类个体之间透过审议而达成的共识之外，没有其他任何的权威。按照他的说法，在这样的国家中不可能出现等级或阶级社会，因为自由参与民主商议的人，与等级化国家格格不入。

然而，引人好奇的是，罗蒂的如此说法，难道不会不小心留下一道空隙给相对主义？如果透过“商议”达成的共识就可被接受，那么极端思想不也就找到正当化自身的方法了吗？环顾全书的一个讨论前提，罗蒂一再强调宪政民主这个关键概念，就应当明白所谓“商议的共识”都必须在此框架中进行才算有正当性。换言之，一切违反宪政民主的观点，即便是民主商议后的共识，都是违法的、不当的。

然而，这仍然未厘清我们的困惑，如果罗蒂反对超然于经验、永恒不变的政治概念，则宪政民主不正是那个不能被经验所挑战的权威吗？

这样的疑问对罗蒂来说，可能是无关痛痒的。因为，从他的角度看，我们不应该再陷于“如何从哲学上证明合理性”，而是追问“哲学可以为我们做什么”。而前一个设论，正是罗蒂所反对的文化左派所坚持的，而这也是双方的第三个分歧。

罗蒂在《筑就我们的国家》一书中，透过上述的爬梳，尝试召唤文化左派从歧途中回归正道。如此的召唤，看来并未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