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给工商管理硕士班备课，在回顾管理经济学纲要的过程中，难免思索经济学原理对当下企业管理的实用性。

关于企业本质的经济推导，首要原则乃视盈利最大化为企业经营的唯一目的。企业作为市场参与者的最大功能，就是选择一条得以优化有限资源使用的途径来最大化盈利或最小化成本。

盈利最大化的结果，将是物尽其用、各得其所，以私利为出发点，换来成就公益的市场状态。

作为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已故自由学派经济大师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于1970年9月13日在《纽约时报》刊登的那一篇开创性文章就说得很直白，在遵守其社会基本规则（包括法律和道德习惯）的前提下，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增加利润。

至于社会义务如社区参与、消除歧视和环境保护，那是个人而不是企业的社会责任。

社会责任是一种政治价值判断，某群体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道德底线，对其他群体而言也许荒谬异常，所谓的社会责任，因此就离不开政治正确。

要求企业以牺牲公司利润为代价，而扛上的“社会责任”，无异于允许政治之手，对市场机制的隐形干预，伤害自由社会及市场经济。

已故代理经济学的鼻祖迈克尔·詹森（Michael Jensen）和威廉·麦克林（William Meckling），在1976年发表的经典论文《企业理论：管理行为、代理成本和所有权结构》，更是完全颠覆了当时候管理资本主义针对所有权和管理层切割的倡议。

詹森和麦克林认为，当企业所有者与经理人员的利益出现错配，企业根本就很难纯粹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而解决利益错配的方式，就是以经理人员股票认购权作为管理层的主要奖励方式。

就是此等经济理论基础，开启了股东资本主义（shareholder capitalism）的时代，以最大化企业所有者即股东的利益为企业目的。

如今我们所熟悉的员工股权奖掖、债务融资并购、金色降落伞等经营概念，都离不开股东权益至上的理念。执掌通用电气20年、创造通用电气金融帝国的传奇CEO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就是股东资本主义的佼佼者。

物极必反

然而，物极必反。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打破了股东资本主义的神话。

金融机构大股东及债权人和平常投资者在危机解救中的差异对待、管理层权贵和一般打工族在权益上的两极化、财富分配严重不均等经济现象，让人无法漠视股东资本主义的缺陷。

2013年通用电气帝国正式瓦解，象征着股东资本主义的陨落。同年，法国著名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出版《二十一世纪资本论》，畅销全球，为后来冒起的利害关系人资本主义（Stakeholder Capitalism）铺垫实证基础。

两年后，联合国推出永续发展目标（SDGs），其中包含了17项目标及169项细项目标，为环境保护、社会包容及公平监管（ESG）等口号，提供了可衡量指标，铺天盖地的推展促使企业不得不考量更具包容性的治理企图。

终于，在2019年，一个由美国规模最大的企业CEO所组成的团体在商业圆桌会议（Business Roundtable）上，宣布放弃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为企业首要目标的管理原则，股东权益将不再优先于其他利害关系人，如客户、员工、供应商、环境和公司所在的社区。

最具代表性的出师表，莫过于管理全球超过10兆美元（约4.1兆令吉）资产的贝莱德CEO劳伦斯.芬克（Larry Fink）那篇2019年致投资者函，文中阐述企业目的与利润的双向联系，即利润可有效地服务利害关系人的同时，目的可以团结管理层、员工和社区，营造有利于决策的企业文化，为股东的永续回酬打好基石。

有趣的是，有关于ESG的实践方才兴起，热情却出现退潮疑云。贝莱德和其他大型资产管理公司在最近的投资年里，大幅度减少与ESG相关的投资建议，甚至拒绝使用“ESG investing”一词。

退潮固然和美国保守与觉醒政治的抗衡有关，却也敲响第一个警钟，到底企业该扛上什么样的ESG责任。

回看大马，推动企业的社会责任至今还是口号多余行动。即便是资源最丰富的上市公司，如今仅有约18%受到ESG风险评级，工业指数股的比例最低，仅有9%。

千里之行

除了因为大马企业管理一向属于回应式而非主动求变或预防式的，并视管理变革为成本而非商业战略以外，滞后的原因也在于对ESG责任的认知出现了误差。

所谓的ESG责任，对很多企业而言，就是接受ESG风险评级，但评级在意的是ESG对企业财务所带来的实质风险及企业应对的方式，关心的终究还是股东利益，并非评估企业活动如何实质性影响利害关系人。

如此看来，大马企业距离芬克所谓的“目的与利润”的“双重实质性”权衡还远着呢。

然而，千里之行的第一步并不困难。

只要重新诠释利润，视提供价值而非欺诈客户为收入来源，以考量效率和外部性而非压榨员工薪酬为有效成本概念，即便企业仍旧以股东利润为经营目的，社会也将附带得益，毕竟亚当斯密所关心的道德情操和私利并不互相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