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来源：亚洲周刊

报道：陈国祥（台湾资深媒体人，前中央社董事长）

辞世后的李登辉，一如在世参与政事时褒贬不一，各方对其历史功过的评价极端对立。

他留给台湾的政治遗产堪称丰厚，留给当代及后世的争议同样无休无止，极难形成共识。世人对于李登辉南辕北辙的评价，与其说揭露李的真实本性，不如说是揭露评论者个人的真实立场。

李登辉的出生成长、时代际遇与政治作为充满着扭曲性、复杂性与争斗性，因此从不同立场看会得出不同的见解，虽盖棺却难以论定。

恋日爱台反中

李登辉受争议的关键在于他的民族认同始终无法清晰精准。他接受殖民母国日本的完整教育，心灵深处留下深深的日本文化烙印，终身未能割舍浓浓的日本身分认同；国民政府败阵迁移台湾，带着强烈的中华文化意识与威权政治作风，全然与李的日本情结格格不入，因此他成为边缘人；即使后来被国民党重用，他还是党国的一个异类，而在掌权后全面翻转国民党的体质与路线；他恋日、爱台与反中三位一体的思想形态，促使他走上抗中、保台与趋独的道路。

民主化是他的政治理念，也是他巩固权力的利器；本土化是他的核心价值，也是他翻转国民党权力结构的灵丹妙药；去中化是他的日本认同与台湾深情凝聚后的必然路向，也是他促使分离主义落实的必要作为；台独化是他的终极目标，也是他政治志业的归宿。这样一个政治人物，一直在分歧中固执而战，也在战斗中激化分歧，当然遭致极其分歧的评价。

李登辉的一生都在内在自我与外在环境之间矛盾对立中挣扎与奋战。他大体经历了七个人生阶段：台湾光复前以一个台湾人接受日本殖民教育，国民政府迁台后隐藏自我避开政治整肃，担任政委与省市长等公职与既有官僚体系扞格冲突，接掌党政大权后限缩自我以迁就既有的政治生态，权力稳固之后全面更张党国体制与大政方针，称雄台湾后宣扬主体性立场而与中共尖锐对抗，卸下公职后扯国民党后腿并以台独思想批斗中国。这七个阶段的人生构成李登辉充满张力的人生，注定他敌我分明的我群与异己关系。

有人从中华民族主义的视角批判他背祖亲日，责备他意图固化中华民族的政治分裂，有人从正统国民党的立场谴责他分裂也弱化栽培他的党，有人从族群关系与同舟一体的情义批判他撕裂社会。这些都言之成理，但也都有片面之偏。

功绩过犯交叠

另一个视角应该看到，像他这样一个日本殖民教育养成的跨越国籍者，一个痛恨国民党威权统治的自由思想者，一个土生土长而从未接受中华文化洗礼的台湾本土者，一个无法认同一个中国原则以及共产政权的反中反共者，一个对日本感情深厚且毫无中国情的政治领导者，在从政中的表现毋宁是本质揭露的历程，初期的养成教育与晚期的政治实践像一条长绳的头尾两端，最后连结在一起，终于使得前后的矛盾统一在收尾相连的接合中。

李登辉表面看似矛盾多变的演化中，实质上却有着高度统一性，他的恋日与爱台构成根深柢固的抗中与求独思想，有时隐晦有时张扬，随外在环境与个人处境变化而有不同表现，但在思想的核心与深处却是始终如一的。他充满矛盾与争议的一生，正是功绩与过犯交叠的一生。

整体而言，他在蒋经国总统去世后接掌大权，完成未竟的民主改革大业，将台湾推上“民主国家”之林；他在权力稳固后，推动台湾主体性的两岸政策，以两国论挑衅中共，以“戒急用忍”踩下两岸经贸合作列车，激化两岸关系，也耽误台湾的发展大局；到了晚年越来越彰显的日本右翼核心思想以及媚日态度与领土主张，于民族大义而言，他是有罪于国家的。

自我意识极强

李登辉的路线与作为之所以如此鲜明，不能不归因于他是个自我意识极强的人，他母亲很早就看出他这个特质，所以从小就要求他清洗厕所来磨练他，但他本性未移，在不受压抑时，自我意识就无以节制的表现出来。

最明显的是在担任总统的最后阶段，李登辉已是不折不扣的李登辉，而不像是“中华民国”总统的李登辉，他率性贯彻个人意志，将国家行稳致远的考量摆在一边，但求实践心中韬略。两岸关系因他去中化而更疏远了，国民党内部权力关系与社会族群关系因他的急进本土化而更紧张了。

他的自我意识在离开国民党之后的20年期间，表现得更是淋漓尽致。李登辉不忘情于政治，他把政治主张表现得更彻底，亲日、抗中与求独主宰了他，因而路子越走越偏，社会支持度越来越低，负能量也越来越大，成为一个格局狭隘的政治边缘人。

如今离开人世，他留下一个残梦，就是台湾从意识到法理都全然分离于中国之外，与日本同声一气，同行一致，构成反中联盟。

这种想法正是李登辉自我意识的鲜明表现，几乎毫无隐晦的表露自己的殖民教育的烙印，处处表现日本右翼政治路线的矇昧思维，令稍有中华民族意识者咸感不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