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来源：亚洲周刊

报道：黄宇翔

香港黄营面临总辞立法会的抉择，内部针锋相对，反修例运动下的矛盾显露。香港政府推行冠病全面检测受到质疑，黄营借机将检测政治化。

疫情之下，国安法通过后，香港“黄丝带阵营”面对论述的困境，面对民主运动在体制内还是在体制外的两难。

在反修例运动的余热下，自称是“抗争派”的激进派黄营推动立法会民主派议员总辞，希望把整个黄营置身于体制外，抵制整个议会，延续反修例运动立足街头的构想。

与此同时，警方继续就反修例运动拘捕，民主党两名议员林卓廷及许智峰等17人于8月26日清晨在寓所被捕，其中林卓廷就“七二一事件”被指参与暴动，许智峰就被指涉及“意图妨碍司法公正”、“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刑事毁坏”及“非法集结”，罪名皆与去年7月6日光复屯门公园有关，反映香港的政治整肃仍在持续。

同时，香港政府推动冠病全面检测也备受争议，港府声称检测是自愿性质，却受到黄营多名医生、教授质疑。 

全民检测成效存疑

公共医疗医生协会会长马仲仪认为，至今仍未知道该百个检测中心地点、环境、样本处理及参与同事是否有足够的保护和培训等，难以推荐病人参与。

香港大学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则认为，随着香港确诊个案减少，预计社区存在的隐形患者较少，质疑计划能否达致找到有关患者的目标。

政府发言人张竹君医生认为，做全民检测可找到一些无源头个案，追踪并截断传播链的机会大一点，但认为在出现很多个案时未必能应付得来。

涉所有黄营意见领袖

当前，黄营面对总辞、不总辞的抉择，是选择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生存的关键时刻。

反修例运动崛起，激进黄营人物则借总辞之争，意图控制包括民主党、公民党的整个黄丝阵营，提出各式奇怪要求，例如张昆阳认为总辞与否是“所有初选胜选人应有权一起决定”，黄营在新界东初选中的出线者刘颖匡建议，原本离任的议员可聘请初选胜出者担任议员助理，担任对方的“影武者”，由最新的民意授权决定未来议会方向，意图通过初选结果，借以控制现任所有立法会议员。

总辞风波源于包括黄之锋、从事国际游说制裁香港的张昆阳等人的激进派，不接受人大常委通过立法会延任一年，因此倡议黄营人士应该总辞，把延任立法会标签为“临时立法会”，和九七过渡期的立法会相提并论。 

总辞之争也牵涉所有黄营意见领袖，目前黄营在网络上最多人收听的意见领袖萧若元、刘细良都支持总辞，而中文大学高级讲师蔡子强、香港大学教授陈祖为、城市大学教授叶健民则反对，黄营的传媒《苹果日报》都表达反对总辞的意见。

黄营内部总辞意见的分裂，代表着反修例运动以来“兄弟爬山、各自努力”路线的崩溃，在街头热火掩盖下的黄营内部矛盾终于不能调和。 

走“中间路线”的香港大学讲师袁弥昌则认为，总辞风波是“抗争派”向传统泛民夺权的手段。 

激进派趁机夺泛民权

他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今年的政治环境，对于抗争派而言是可一不可再的良机，夺取民主派内的主导地位。政治环境够两极化，区议会传统泛民政党只占整体民主派的少数，抗争派也已经将初选结果演绎成自己有民意认受的，现时民主派内部的形势对抗争派有利。” 

因此，温和民主派的旗舰民主党则采取“中间落墨”的方法处理，委托前香港大学教授锺庭耀、理工大学教授锺剑华带领的香港民意研究所进行民调，让民意决定立法会议员去留，民主党显然是希望留任，因此，香港民意研究所制订高门槛的“总辞”双门槛，在整体民调过半，或者黄营的支持者有三分之二以上，民主党才会参与所谓的“总辞”。

早前香港民意研究所“我们香港人”的民调显示，自称“民主派”的受访者共有2万1367人，63%反对留任，20%支持。

研究所亦通过电话随机访问1012人，37%受访者支持泛民留任，41%受访者反对，16%受访者称一半半，距离民主党所设门槛不远，有机会民主党机关算尽所设的门槛，在自称“抗争派”的激进派动员之下，达成总辞门槛，刚把温和泛民主派也拖下水里去，而在街头运动、网上文宣政战当中，“抗争派”自然主导了战场，温和泛民只能亦步亦趋。

全面检测被抨窃资

港府在中央政府支持下，公布将开展冠病全面检测，也将引入健康码制度，希望相关制度有助于与中国内地和澳门相互通关，在逐步放宽入境人流的同时，也能有效控制人流增加的风险，使香港先与疫情受控的中国内地、澳门通关，让疲弱已久的本地旅游业、零售业得到提振。

但相关措施却遭到部分黄营人士反对。在黄营初选跑出的激进派区议员张可森认为，政府使用“港康码”，通过中国检测机构把脱氧核糖核酸及资料“送中”，同监控无异，视之为极权监控的手段。

黄营中的新民主同盟谭凯邦、范国威等人到医管局抗议，质疑内地来港的检测人员是否属于豁免检测范围，又指核酸检测可取得检验者的脱氧核糖核酸资料。 

香港黄营把全面检测泛政治化，几近没有任何专业意见作为支持，纯粹出于一己想像的政治猜度，也与许树昌、梁卓伟等医家专家意见相反，被批评是政治凌驾防疫的政治操作。

消灭香港文明总记录

报道：胡恩威 

香港向来的“优势”是文明社会，用文明方法解决问题。2019年，香港却进入非文明状态，用语言暴力、肢体暴力、各式各样的暴力“解决”问题。香港“文明”是如何被消灭的？

香港文明是建立在工匠精神、专业精神、创新精神和无国界精神四个精神支柱之上。

工匠教育变数字游戏

第一：工匠精神。工匠精神就是专注学习一种手艺、一种技能。这种技能经过长年累月累积，尊师重道、有规矩，稳重地做事做人。香港本来是工匠的集中地，钟表、木匠、水泥、花牌、洋服、裁缝、饮食，各式各样的手工艺非常蓬勃。

但是，过去20年，香港建制派和政府集中全力把工匠精神消灭。举个例子∶香港街头的霓虹光管是非常重要的工匠文化符号，但屋宇署立法赶尽杀绝，使霓虹光管消失于香港的都市景观。

更可悲的是，香港的教育制度把工匠教育传统完全消灭。从前的师傅徒弟制度完全不见了，代替的职业训练局基本上只是一个教育行政官僚机构，没有师徒制，就是一大堆所谓大量生产的课程。

以前香港电影的龙虎武师是一种工艺，这个工艺不能在香港传承，就是因为香港的教育制度根本上只是一大堆数字游戏，故此香港出现2019年这些行为完全不奇怪，因为这是过去20年香港建制派消灭工匠精神的结果。

非专业领导专业委会

第二：专业精神。香港是一个专业发展非常成功的地方，建筑师、律师、会计师可在世界各地进行各式各样的专业服务。专业精神在回归后却出现严重的崩坏情况，而崩坏的核心原因就是香港实行外行领导内行的执政制度。

香港所有的政策委员会、专业委员会都不是由专业领导的，除了法律、医疗以外，其他所有的专业政策都不是由专业主导。香港专业只重视赚最多钱，而不着重专业意识的培养。什么是专业意识？就是以专业知识服务社会，从而得到合理收入。

香港出现某种西方医疗或法律观点独大，并没有多元发展。这个外行领导内行制度出现的结果是∶找一些不专业的社会成功人士进入这些委员会，用没有利益冲突为理由，变成一种政治装饰品。香港的政策完全没有进步，专业管治崩坏，病源在于这里，但建制派并没有处理。

香港的城市规划不专业，只有所谓运输效率，但没有社区营造，非常着重交通，但不着重人与人的沟通，以及社会发展的全面需要。

创新须建在文化之上

第三：创新精神。创新精神就是建基于专业精神和工匠精神之上，因为有工匠的技巧与专业的精神，便会有能力去创新。香港不能创新，就是因为社会不尊重专业，也不重视工匠，只沉迷于低俗的语言游戏里。 

创新也必须建立在文化之上。香港过去20年的文化政策只是举办很多文化活动，文化不是重点，重点是活动。政府推动大数据，办了几百个大数据活动，就以为香港已经有大数据了，但香港大数据政策是零，完全没有路线图、目标和方向。环保政策也一样，只有活动没有行动。

看看韩国，过去20年非常努力地在跟进他们的市集小贩政策，进行各式各样研究，所以他们既能保持韩国市集的小贩传统，也能更新一些卫生环境及管理方法。这就是创新。但香港的街市小贩政策却完全没有创新，只是把原有的街市大排档特色彻底消灭。

沉迷欧美化画地为牢

第四：无国界精神。香港人本来不会对所谓国界存在偏见，中国改革开放后，港人到内地打拼，开工厂做专业，也可以到东南亚、欧美开拓市场，这种无国界精神就是不会对任何地方有前设，也培养出应变不同文化的能力。

香港建制派引进自由行的政策以后，社会出现一种对中国的成见。这种成见有部分是对的，但绝大部分都是一些错误的观感。而另一个最恐怖的是，香港所有大学都是完全欧美化，大学生完全浸淫在单一的所谓“欧美是绝对正确”的迷局里。

香港精英教育政策就是把英文变成一个绝对的精英权威语言，比回归前更权威。香港以前都是双语教育的，强项就是拥有双语的优势。在双语文化之下，香港看事情比较辩证，处理事情会比较抽离和冷静，不会进入所谓种族主义里面。但香港教育政策把教育分成两个世界：精英的英文世界，非精英的中文世界。

这导致香港出现两个阶层：一是讲英文的精英权贵阶层：另一个是讲广东话的阶层。所谓讲英文的也不是讲最有思想的英文，而只是一种非常通俗所谓“西方主流”的通俗思维状态（读哈佛和做蝙蝠侠）。语言是思想，思想僵化构成香港今天的困局。

一国两制是一个文化能力问题。以前香港能力高，所以一国两制可行。中国有两制的需要，因为香港的能力比中国强、比中国高，香港人更专业、更有工匠创新国际精神。

以前在中国，香港是文明的象征。但是2019年，香港文明象征完全破灭、完全破产，香港形象变成一个没有文明的社会。

■胡恩威档案

香港实验艺术团体“进念二十面体”联合艺术总监/行政总监，从事舞台导演、编剧、多媒体科技艺术、空间建筑设计和文化政治评论。香港一带一路城市文化交流会议联合召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