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一遇的疫情冲击，塑就了百年未有的变局。全球的产业供应链迈向区域化、在地化、数字化的调整趋势，似已成形。可以预见的是，后疫情时代大多数国家对强化自身产能的要求，会与日俱增。技术转移也将成为普遍的诉求。制造业的发展需求已不能只停留在劳力密集的层面，因为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成为了它们众所追求的目标。

同时，愈来愈多国家和地区的基建需求已不再满足于筑路架桥的项目。能够应付数字化转型的新基建才是新宠儿。数字导向产业，如人工智能、智能制造、3D打印、机器人、数字贸易等势必崛起，成为新兴产业。制造业要永续发展，就离不开高新科技的支撑。疫情的危机激活了数字经济，也为高新科技的市场出路预作了铺垫。

“创新”会是后疫情时代推动经济复苏的原动力。它涵盖科技、产能、制度乃至营商模式等多领域、多维度的创新。这一切似乎皆为中国南方的粤、港、澳量身定造。

经济人文地理优势大

广东珠江三角洲（珠三角）制造业的传统产能，注入深圳的前沿科技与创新，再辅以港澳特别行政区“两制”的灵活互补，初始的布局，除了要加速港澳两地与内地的政治融合，经济层面中方以突破珠三洲传统制造业的“中等收入陷阱”为出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可目前看来，它或会因势利导，就此成为应付疫后经济复苏的“超前部署”。

在中国多个涉外对接的一带一路窗口，涵盖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珠三角9个城市的粤港澳大湾区确是比较特出的一个。它融汇了日新月异的科技创新、传统产能的厚植基础，以及制度创新的优势，构建了“一带一路”全球布局的新亮点。

这个人口超过 7000万，是中国人均GDP最高，经济实力最强的地区之一。人文方面，它的对接面广，是广大海外老华侨社群的侨乡。因此海外关系千丝万缕，有其一定的人文优势。其中尤以穗（广州）、港、澳三地的涉外历史和洋务通商的经验沉淀，最为悠久厚重——广州在1842年五口通商之前即已存在一口通商；港澳则分别在1842年和1553年开始被英、葡租占，即开始了洋务的对接。

就地理的优势而言，它位处南海之滨，挟其临海的优势，顺理成章成为南向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自不在话下。另一方面，整个大湾区也综合了粤港澳三地的互补性优势，即深圳的研发创新科技；广州对接全球的贸易网络；香港的物流和金融服务；澳门的会展暨娱乐产业的光环，以及珠三角其它7个城市的高端制造产能。

此外，作为前殖民地的港、澳地区，以其具备英、葡外语的优势，对接英、葡语系的国家，自是得心应手。

深圳创新改革再出发

2019年宣布成立的粤港澳大湾区，相较其它三处世界上最负盛名的大湾区，即美国的旧金山湾区、纽约都会区和日本的东京湾区, 虽然起步较晚，可它的竞争力却足以比肩后者。根据香港贸发局2015及2016年的数据，粤港澳三地的空港旅客暨港口货柜吞吐量的总和，即已远远超越其他三处。

随着去年10月11日中国官方公布《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粤港澳大湾区又迎来了新的机遇。若从大陆境外的视角来解读，成立已40年的深圳经济特区，如今再赋予重任，成为了历史新阶段引领新一波“创新改革”的龙头。

40年来，因改革而兴的深圳，从“先行先试”到“先行示范”，再到当下进一步扩权赋能，比直辖市拥有更大的施政空间，率先成为首个实施综合改革试点，促进大陆内地与港澳特区的融合发展。

毫无疑问，深圳这个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将会再次华丽转身，成为一个汇集科技革新、产能革新、制度革新、理念革新于一身的崭新综合亮点。同时它也能以本身研发创新的优势来优化周边珠三角固有的传统产能，进而迈向高端制造。这会有助于提高珠三角这个曾经的“世界工厂”的生产总值，使其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瓶颈。如果珠三角通过这模式能够成功挣脱“中等收入陷阱”，这会是一个很好的示范，可作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参考模式。

显而易见的，深圳扮演的角色是多功能性的。它既是创新改革的先行试点，也是牵引周边地区相关产业革新升级的火车头。与港澳相连的战略位置 ，更使之成为这两个特区坚实的后援基地。这一切优势均与后疫情时代推进“一带一路”的布局需求互相契合。

粤港澳大湾区的横空出世，在为“一带一路”添砖加瓦之余，它会迅速崛起成为新兴战略性产业的枢纽，成为中方化解外部势力对现有产业链绞杀的一步妙着。

诚然，粤港澳大湾区在政、经战略的布局上任重道远，又岂仅是要比肩世界其他三大湾区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