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郝子仪

今年是“六四”事件34周年，但是香港维多利亚公园却继续没有举办烛光晚会。对上一次维园“六四”晚会，已经是4年前即2019年的事情了。那时因为适逢历史事件30周年，加上反修例运动的刺激，使参与人数、筹款数字再创高峰。殊不知嗣后因为冠病疫情侵袭、《香港国安法》立法等缘故，有关活动从此成为绝响。

身为晚会主办机构的支联会，早于2021年便决定清盘和被禁止运作。不过，港府在疫情期间用来限制晚会举行的社交距离措施，则要等到去年底才放宽，而且当局今年更加批准其他活动在该场所举行，警方也未像上年那样将附近一带封锁起来。从这个角度看，今年方才称得上是香港“六四”晚会正式停办。

只如同前几年的情况，无人公开举办维园晚会，并不代表无人到场悼念。像前支联会常委关振邦、“天安门母亲”运动代表刘家仪、香港记者协会前主席麦燕庭等人，便都先后在6月3日或4日于附近展示标语与纸花，并被警方以涉嫌“破坏社会安宁”等罪名拘捕带走。当然，这类零星活动的声势与规模，难以跟过往动辄以10万人计的晚会比拟。

爱国民运初衷经年变质

支联会的全名为“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而“六四”事件本身源于一群高校生，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已故国家领导人以及反对“官倒”、通胀、贪腐等问题。纵使当年运动不幸地以悲剧收场，港人纪念它的活动按理亦不应该摒弃“爱国”此一最大初衷、遗忘自己原有的国家认同意识，否则就跟“挂羊头、卖狗肉”没有分别。

香港历年纪念“六四”活动，恰恰走上了这样一条逐渐变质的歪路。回归前后的支联会，与多数参与者时刻标榜自己属于“中国同胞”、支援民运人士是想成就“民主中国”，又会强调行事守法的必要性。无奈时移世易，他们后来开始涉足更多所谓本土议题，反裘负薪地提出抵抗中国共产党以至“内地”势力入侵，甚至做出越线行为挑战法律，与其初心可谓渐行渐远。

事实上在中后期的多场烛光晚会，参与群众往往于仪式完结后留下来举行其他活动；气氛比悼念更接近一场嘉年华会，主题内容经常也跟“六四”事件欠缺关连。在2020年维园晚会初次被香港警方反对举办的前夕，支联会中人甚至连续几个星期大搞以“中国对世界的威胁”为题目的系列讲座。此等言行，究竟是否还能算作纪念“六四”和“爱国”呢？

场景转移反证外力介入

讽刺的是，随着维园烛光晚会消失，香港最引人注目的纪念“六四”场景，居然转移到约3公里外的中环花园山。美国驻港总领事馆、欧盟驻港办事处等外国机构，相继在其窗边摆放电子蜡烛。这种做法假如此前多年一直存在倒还说得过去，但它却是等到《香港国安法》立法后凭空出现，反而佐证了“六四”今日已经沦为西方国家炒作的议题。

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发表声明指出，有关领事馆所作所为，乃“自取其辱的政治闹剧”，并且对它们“上演拙劣政治戏码，操弄人权等话术工具”表示“坚决反对”、“严厉谴责”，又劝喻对方遵守“国际法和国际关係基本准则”与《维也纳领事关係公约》的规定，“停止徒劳无功的政治操弄……不得以任何形式插手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

当年中国官方对“六四”事件的一项研判，正是外国势力、西方价值渗透其中。姑勿论这认识是否完全贴合事实，后人若想纪念、反思这段历史，起码需要警惕类似的情况再度出现。

况且身处于“一国两制”下的香港，纪念过去在北京发生的历史事件，要比台湾问题更属于“中国内政”，根本没有余地让连亚洲近邻都不是的国家来干预。

台湾活动隐含抗中讯息

谈到台湾，近年当地纪念“六四”活动同样值得关注。台湾民间舆论这几年明显讨论更多“六四”的相关议题，而台北中正纪念堂外举办的追悼晚会，参与人数亦有所增加。促成这一种现象出现的近因，无疑是那批反感特区政府管治而移居到台湾的香港人。他们希望找到能继续向大陆或港府宣示不满的场景，故而选择投入当地纪念“六四”活动。

但是另一个更长远的原因，则是某些台湾本土公民团体很早就利用“野百合学运”作为切入点，将北京“六四”事件阐释为追求普世价值，再将纪念活动化作“抗中”、“反共”声音的集散地。它们真正想传达的是民主化台湾脱离中国，30多年前的历史倒是退为附庸。所以在纪念“六四”活动变质这方面，台湾反而其实是香港的“前辈”。

至于民进党当局的态度，也是将“抗中”讯息藏在纪念“六四”的外衣之下。去年就有部门在社交媒体专页上，煞有介事刊出一封“致中国人民”公开信，表面批评大陆隐藏“六四”讯息，直到末句图穷匕见突出“我们”和“你们”的差异。今年总统蔡英文、副总统赖清德发文纪念“六四”，字里行间亦是刻意强调“台湾”与“中国”的分别，从中不难窥见背后的真实意图。

民主不限单一标准

当年参与“六四”运动的中国学生，确实提出了不少与“民主”、“自由”相关的诉求，但他们却没说“民主”、“自由”必须採取某套特定标准，亦无拒绝他们原有的中国人身分。只承认自己信奉的一套才是“民主”、“自由”，又或将国民认同给抛诸脑后，实在说不得上正确纪念或认识那段历史的态度。

民主自由存在不同准则，其实西方国家本身早有示范。前年美国召开所谓“民主峰会”，邀请对象包括民主刚果，可是它在《经济学人》智库《民主指数》的得分，至今还落后于中国，美国自己亦未摆脱“缺陷民主”的评级，即说明了“民主”绝无什麽统一标准。再者，同类以“民主”、“自由”为题的榜单汗牛充栋，彼此排名颇多差异，更见普世单一标准纯属空谈。

可惜香港、台湾与其他地区的纪念“六四”活动，受本土分离和外国势力骑劫绑架，经常片面突显中国共产党管治的弊病，用西方尺度来衡量中国的做法，甚至植入违反“爱国”初心的内容、否定中国人的国民身分认同。少数曾经身处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长大以后受到各种因素影响，竟然也参加进这个行列。对于“六四”来说，这岂非又一次精神上的不幸？

中国进步成绩当予正视

最重要的是，过往以香港为主的纪念“六四”活动，总是倾向对中国现实的一些进步之处视而不见。

真正了解“六四”事件历史背景的人，肯定知道前一年价格闯关计划与严重通货膨胀所带来的影响。在中国市场经济完善后，“官倒”现象几近绝迹；而近几年在冠病疫情、中美贸易战与俄乌战争等重大冲击之下，全球陷入通货膨胀危机，但是中国大陆仍能相对维持比较温和的通胀幅度，这些进步成绩不当为纪念“六四”者忽略。

纪念“六四”活动在香港、台湾以至其他地方的挫折，不只是来自政权对它的禁止限制。它本身偏离“爱国”和国民认同的正轨，试图糅合不兼容的分离思想，给别有用心者乘虚而入之机。支联会与维园晚会数年前被讥讽“行礼如仪”，有本土组织亦曾表态抵制和拒绝参与，或许它的没落早于那个时候就埋下了伏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