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

美两学者获经济学奖
绿色经济未来主流

【2018诺贝尔经济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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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德哥尔摩9日讯)瑞典皇家科学院8日公布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两名经济学家诺德豪斯和罗默,分别因为将气候变化,和科技创新整合进经济发展的模型中而获此殊荣。

分析指出,两人的研究领域都彰显出“绿色经济”已经成为未来的主流经济。

诺贝尔奖委员会表示,这两人“让我们大幅接近回答出一个问题:我们如何实现持续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因为他们开发了解释市场经济如何与自然和知识相互作用的模型。

经济永续发展迈大步



瑞典皇家科学院指出,两人的发现让人们距离全球经济的永续发展迈进了一大步,他们平分900万瑞典克朗(约412万令吉)奖金。

科学院表示,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在于管理地球有限的资源,而有限的天然资源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约束条件。

“人类的知识则决定我们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今年,得奖人通过解释市场经济与自然、知识的相互影响,拓宽了经济学分析的范围。”

身为耶鲁教授的诺德豪斯因其将气候变化纳入长期宏观经济分析的开创性工作,而获得这一殊荣。他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研究“绿色会计”的概念,并且率先创建描述经济与气候之间全球相互作用的定量模型。

诺德豪斯的研究贡献涉及社会和自然的相互影响。科学家们1970年代开始担心燃烧化石燃料将会导致气候暖化,诺德豪斯正是从那时开始研究此项议题。

到了1990年代中期,他首创了量化的“综合评估模型”,展示了经济发展和气候变化的相互影响。

瑞典皇家科学院指出,综合评估模型整合了来自物理、化学和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证结果,可用来预测碳税等气候政策对经济的影响。

科学院称赞诺德豪斯的洞见,让美国有了“碳的社会成本”概念,美国政府更据此制定了多项法规,让二氧化碳造成的社会成本纳入投资与气候政策中。

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教授保罗·罗默是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欧新社)

罗默误当来电是促销电话

保罗·罗默是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教授,曾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为内生增长理论奠定基础的研究成果使他获得诺奖。

罗默受访时表示,他8日早上有两通来自瑞典皇家科学院的未接来电,但他误认是产品行销电话故没回电,“我并没预期会得奖”。

“我希望这个奖可以帮助人们看到,当人类试着去做点什么时,他们是有能力达成惊人的成就。”

罗默展示了知识如何成为促使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传统上,总体经济的研究强调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但没有模拟经济决策和市场条件将如何促进科技创新。

直到罗默透过经济模型,展示经济力可以如何改变公司在产品创新上的意愿,才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

瑞典皇家科学院说,罗默在1990年就提出了有关研究成果,并成为“内生增长理论”的基础。

该理论认为,想法化为实际的过程中,尚需要市场提供相对应的具体条件。罗默的理论为促进技术创新和长期经济繁荣的法规和政策提供大量新研究。

“气候变化经济学之父”诺德豪斯膺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欧新社)

质疑《巴黎协定》

靠自律难控制升温

“气候变化经济学之父”诺德豪斯对《巴黎协定》纯仰仗各国自愿执行的效用早有保留。他近期又批评各国拖延实施对症下药的政策,“不大可能”达到《巴黎协定》控制全球升温摄氏2度的目标。

在1970年代,科学家开始警告燃烧石化燃料排放废气将导致全球变暖,诺德豪斯其时到了维也纳做研究。

他恰巧与气候学家墨菲共用办公室,因此留意到有关问题,遂自1975年率经济学家之先,研究气候变化对经济的影响。

诺德豪斯用15年开发出“动态整合气候经济模型”,供评估控制废气排放的成本与好处,并提出最佳补救措施是所有国家征收“碳税”。

他在1967年获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其指导教授就是研究经济增长理论的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索洛。

除了1977年至1979年担任卡特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诺德豪斯一直在本科毕业的耶鲁大学执教。

气候变化与经济息息相关,是现今社会的普遍共识。而有关概念早在20年前,就由诺德豪斯提出。

20年前已提气候影响经济

本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诺德豪斯,很早就开始研究气候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台湾经济学者杨家彦说:“20年前谁会相信气候变化跟经济的关系,但放在现在这个时代,我们都知道气候变化与经济息息相关。”

台湾清大经济系教授刘瑞华指出,一般外界看到对经济的影响多为贸易或是产业,一些外在的资金等因素。

“罗默则强调内生增长对经济的帮助,比如教育、储蓄等,他认为只要投资到可回馈的项目,就可达到自动增长的目的。

“罗默倡导传统经济内生成长因素我们可以掌控,过去大家认为经济增长是科技进行,但深究其实背后所代表是人力资源增长、教育推动等等,是取决于我们如何调控,而非单纯传统认为资本增长、劳动力、科技进步等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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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

条件优渥才能理性?/胡逸山博士

上周开始谈到本届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塞勒,在行为经济学研究上的一些成就(也就是他获奖的缘起),並约略探讨这些理论在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运作之实用性。

心理作祟限制理性



在这里我觉得有更进一步论述的必要性,让读者们清楚的理解在发展中国家生活的“额外”(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挑战。

其中,塞勒认为人的理性其实是有被(自己的心理作祟)限制的(limited rationality)。他就提出一般人们会在心底里把收入或资产分作不同用途,如(我以本地常见的实况来说)一笔拿来供车供屋、另一笔作为子女未来教育或老年医疗基金、再一笔拿来平时花用等,如同在真实世界里把钱储入不同的“账户”里般。

塞勒看来好像把这种“脑海中的会计”(mental accounting)里的各个心理“账户”(account)看成是平等的、里边各自的资金可以随时相互调动(当然除了因实际的原因,譬如说是一笔暂时拿不出来的定期存款或卖不出手来套取现金的股票、债券等)来应急或做其他最为理性的经济决定的。

所以对塞勒来说,一个人如一时“手紧”,划作“平时花用”的心理“账户”里钱不够用,那大可从“教育与医疗基金”的心理 “账户”里先拿出一笔来应急啊。

不如此做,反而去借一笔高利贷来为“平时花用”应急,这对于塞勒来说是极不理性的,至少也是受自我心理“限制”的、不完整的理性。



我则认为,对于塞勒所身处的西方发达国家来说,这种假设的确有其合理性。因为那里大多有水准超高、享誉国际、对当地居民收费合理的公立高等教育体制,所以发达国家的居民为子女以后上大学大多可以好整以暇,不用储太多钱。

发达国家条件较好

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的医疗体系也相对先进昌明,又有完善的医疗保险体系,一般民众无论在收费与服务皆合理的公家医药体系里看病,或在收费虽高但一般有医疗保险承担的私人诊所里就医,大多都不需倾家荡产来如此做,所以年长后大可悠然养老,无需从现在开始就愁眉苦脸地要储钱来“防老”。

在发达国家里如此优渥的社会经济条件下,用作“教育与养老”的心理“账户”,当然可以与“平时花用”的心理账户画上等号,里边的“资金”当然也可相互调动。这可能就是发达国家居民的一般“理性”理财的标准吧?

胡逸山·政经山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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