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

通过2488亿国际发展法案
美抗衡中国一带一路

2018年10月06日
美国国际发展署向来是美国政府的主要对外援助机构。

美国参议院星期三以压倒性多数票，通过了一项被认为是与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直接抗衡的《国际发展投资法案》，为这项法案得到总统签署并成为法律铺平道路。

参议院是以93票赞成、6票反对，通过了《2018年善用投资促进发展法案》，简称建设法。该法案将海外私人投资公司（OPIC）与美国国际发展署的两个部门合并，设立一个规模更大的“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USIDFC），并为它提供600亿美元（约2488亿令吉）资金，帮助全球贫困地区兴建诸如能源、海港及水务等基础设施和发展经济。



在全球推广美国企业

白宫表示，特朗普总统会签署善用投资促进发展法案，使它成为法律。

国会发表声明说，该法案将通过建立提供全面服务的“国际发展金融公司”，来简化和加强美国的发展融资工具。这一政策变化将使美国的发展金融机构更加现代化，并允许美国在解决贫困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同时在全球推广美国企业。

声明指出，由于全球环境的变化，未来将是发展融资，而不仅仅是援助。许多以前贫穷的国家将变得更加富裕，寻求与美国建立伙伴关系，提供就业、道路和电力建设，而不仅仅是接受援助。

声明说，该法案将在快速增长的新兴市场建立美国商品市场，支持私营部门带动美国战略盟友的增长，并确保美国公司与中国和欧洲公司在这些市场上竞争，且所有这些对纳税人几乎不构成成本。



在参议院星期三通过这项法案后，国务卿蓬佩奥立即发表声明表示欢迎，说建设法将强化美国政府用于发展的金融能力，为政府引导的投资项目提供了一个更好的选项，并将推进美国的外交政策。

副总统彭斯星期四就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发表演讲时，提到中国正在利用债务外交来推展它在全球的影响力。

彭斯说，中国提供的那些贷款不透明，由此产生的利益主要将回流北京。

斯里兰卡因难以偿还贷款，将中国援建的、具有战略意义的汉班托塔港租借给中国偿债。

促进穷国经济发展

不走中国“债务陷阱”模式

曼谷众议院一个星期前通过了同样版本的法案。发起这项法案的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约霍明确表示，该法案是美国政府抗衡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直接回应。

他说，该法案将采用跟中国不同的投资方式，并可以促进贫穷国家的经济发展。

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执行长伯恩日前接受访问时便批评，中国政府通过使用所谓“先贷款、再拥有的计划”，为许多穷国制造“债务陷阱”。

他在接受《金融时报》访问时说，“国际发展金融公司”可以帮助美国公司在为别国提供重大基础设施和发展项目的融资选择上，与中国展开旗鼓相当的竞争。他指出，中国（公司）都是国有企业，它们的外交政策是为了中国国家利益，渗透其他国家并进行控制。

目前，部分接受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陆续陷入“债务陷阱外交”，被迫向北京出售战略性国有资产。斯里兰卡政府因无法偿还修建深水港口积欠中国的债务，最终决定将港口租给中国99年，让北京在印度洋占据了一个重要的立足点。巴基斯坦获一带一路投资，结果拖欠620亿美元（约2571亿令吉）债务，也正寻求解困方案。

反应

 

德国之声

“一带一路”并非债务陷阱外交？

2020年08月30日

（柏林30日讯）近年来，有关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是否是“债务陷阱外交”的讨论一直不绝于耳。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最新报告又有新的发现。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hatham House）近日发表研究报告指出，有关中国"一带一路"是"债务陷阱外交"的说法有误，因为支持这种观点的证据不足。

该报告强调，经济因素才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驱动力；中国的发展融资极不成体系、缺乏协调，因此难以追求具体的战略目标；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以及他们的相关政治和经济利益决定了其领土上“一带一路”项目的属性。

“受害者”难辞其咎?

“债务陷阱外交”一词最先由印度学者布拉马·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于2017年提出。当时，切拉尼在一篇题为“中国的债务陷阱外交”的文章中指出，通过“一带一路”计划，中国支持了占据战略要冲的发展中国家的基建项目，手段一般是给予这些国家的政府巨额贷款，于是这些国家纷纷跳入了债务陷阱，导致它们极易受到中国的影响。同年12月，斯里兰卡因无法还债，把汉班托港（Hambantota）租予中国经营九十九年。此事也成为批评人士提到“债务陷阱外交”时最常例举的案例。

汉班托港的中国工人

美联社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报告则指出，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是两个被广泛引用的“债务陷阱外交”的“受害者”，而在这两个国家，最具争议的“一带一路”项目是由受援国政府自己发起的，他们奉行自己的国内议程。 他们的债务问题主要是由当地精英的不当行为和西方主导的金融市场引起的。 鉴于受援国的高层利益受到威胁，中国在这两个国家都面临着消极反应和阻力，虽然程度要比通常认为的要小。

其它质疑的声音

这并非首次有非中国的研究人员对中国“债务陷阱外交”的说法提出质疑。例如，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非研究所所长博黛蓉（Deborah Brautigam）于2019年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称，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债务陷阱外交；它只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她提到，其所在的中非研究所收集的关于2000年至2017年中国在非洲1000多笔贷款的信息，另外，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也从2005年至2019年确认并跟踪记录了中国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超过1400亿美元的贷款。从两所机构的发现来看，“一带一路”的风险似乎常常被过于夸大或歪曲表述。博黛蓉不否认中国的海外放贷方式存在问题，但是她认为“中国政府为了自身利益而有策略地发放债务的想法，并没有事实根据”。

同样是2019年，位于纽约的咨询公司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发布报告称，在以资源作抵押的贷款中，中国缺乏杠杆工具。该报告的作者分析了24个国家内的40起重新协商中国债务的案例，发现只有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一案明确涉及资产抵扣问题。报告以乌克兰为例指出，中国原以为会以粮食运输来偿还的一笔贷款，但是不得不最终诉诸国际仲裁来解决争端，“乌克兰案例显示，尽管中国国力雄厚，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但是解决争端的手段仍然有限，即使与这些小国发生争端也力有不逮。”

美联社

风险巨大

正如世界银行驻孟加拉首席经济学家侯赛因(Zahid Hussain)之前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尽管目前并没有太多关于中国贷款的公开信息，但是中国资金还没有到‘债务陷阱’的程度。”

然而，有关批评人士的担忧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德国科隆经济研究所(IW)不久前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中国向海外输出的资金大部分都来自于2013年后的“一带一路”倡议。今年的新冠疫情更是让不少债台高筑的"一带一路"国家雪上加霜。

科隆经济研究所的学者认为，欠中国巨额债务一方面造成了这些国家对北京的经济依赖乃至政治依赖，另一方面，债务本身的违约风险也十分高。对于放贷的中国而言，这同样也是巨大的挑战。研究者也注意到，过去十几年间，中国已经多次大幅减免非洲国家所欠债务。报告因此认为，“一带一路”框架下受援国与中国都面临巨大风险，说明中国模式本身的可持续性存在问题，而这很有可能是中国为其地缘战略崛起所付出的高昂代价。

主要问题及改善建议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在最新报告中也提到一带一路的主要问题：中国通过各种双边关系逐渐零星打造“一带一路”项目。但是双方的政经活动和治理问题造成项目计划不周、管理不当。由此给经济、政治、社会和环境领域带来严重的负面后果，迫使中国调整“一带一路”的路线。

如何提高“一带一路”项目的质量？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建议，中国的决策者应建立一个连贯、综合的决策系统，该系统应具有足够的风险评估能力以及严格、清晰、可执行的规则。 这将涉及解决中国内部的既得利益，特别是商业机构和国有企业种的既得利益。

就受援国政府而言，该研究所建议，它们必须对潜在项目的评估承担更大的责任，以确保其可行性和财务可持续性。 他们还必须发展与中国伙伴进行讨价还价的能力，以确保当地人民从“一带一路”项目中受益。 由于中国继续高度重视东道国的监管，“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伙伴必须加强其法律和监管环境。

新闻来源：德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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