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谢雨希

谭炳昌是香港的文坛异数，作为“婴儿潮世代”的一员，深受中西方的文化影响，用中、英双语写小说，以独特的眼光写下香港的时代巨变，写出不一样的香港。

香港成长、在加拿大生活多年的谭炳昌是香港文坛的异数，他不仅在语言上驾驭中英文，并且以独特的视角，发现主流社会所忽略的香港社会。

他的中文小说新作《幽灵的独白》（中和出版社）写出香港很多被边缘化的人和事，从砵兰街的妓女到南亚裔的外卖小哥，从洋人大法官到囚犯，都成为他笔下活灵活现的人物。

在香港回归25周年之际，谭炳昌的作品刻画了香港的最新变貌，跨越了不同的阶级，发现了很多长期被遗忘的小人物和大亨的真面目。

谭炳昌毕业于香港赤柱圣士提反中学，曾长期在加拿大生活，生活在英文的文化氛围里。

他爱阅读，爱看英文小说，尽管他的本行是工程师，但他却在业余时间不断写作，走上写英文小说的道路。

他选择天马行空的题材，写人类的末日，写香港人在末日中的心态，如何在绝境中求存，他的《笙歌》（Man's Last Song）写出绝望中的希望，似乎继承了英文小说中的乌托邦的想像，从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到乔治·奥威尔的传统，要发掘人类在生存困境中的抉择，折射人性不会断层的命题。

中英文兼修，其实是不少香港“婴儿潮一代”的特色。

他们读莎士比亚也读《三国演义》、《红楼梦》，看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尼罗河之死》与《东方快车谋杀案》，也看金庸的《射雕英雄传》与《鹿鼎记》。

同时用中英文写小说的作家，过去有林语堂的《京华烟云》和熊式一的《天桥》，张爱玲也写过英文小说《雷峰塔》与《易经》，但近年这样中英文都能驾驭的小说家，似乎已绝迹。

谭炳昌幼受庭训，被要求无论英文多好，都要对中文尊重，中文是母语，去到哪里都不能丢弃。这也为他成为双语小说家奠下基础。

西方作家的薰陶

谭炳昌说他最喜欢卡缪的《异乡人》，印象很深；卡夫卡的《变形虫》和《城堡》都很欣赏。他认为魔幻现实主义作家马奎斯的早期作品很好；也喜欢汤马斯曼的《魔山》。

后来才发现这些都不是英语作家。

英语作家中，他觉得加拿大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有种调皮的生命力。

《Yes Minister》是经典；约翰·史坦贝克代表作都是顶呱呱的作品，可惜后期的都很一般。

中文书他比较多看“非小说”。

老庄的书可以看完又看，每次有不同感受。年轻时是李白粉丝，年纪大了更喜欢苏东坡、毛泽东的诗词。

张爱玲描写人了不起，但故事背景比较单一，太predictable（可预见的）。

现代小说家中，他很喜欢苏童；李敖也是他很欣赏的作家。

花半天写中文信

谭炳昌说，他在西方长时间没机会写中文，后来发现写一页中文需要花上大半天，他“很慌张，发觉自己已经到很危险的地步，写一封信居然要写一整天的那刻，我重新开始学习中文”。

强烈的“自我危机”意识和对中文的热爱，鼓动他再次痛下苦功写中文。

但要中文学到自己满意，要花大量时间，他也直言道，简体字和拼音帮了他这个“二次文盲”许多，学起来更简单快捷。

很多人会好奇作为双语作家，如何构思一部小说。

谭炳昌解说，最初写作时由于身处国外，经常会快速用英文写初稿，似乎英语词语表达更快速准确，语言构建更快，写作初稿时更合适。

但后来一段时间，他在重新学习中文时，两者都会作为构思文章的辅助工具。

他后来发现一种双语者奇特的写作优势，那就是在写作中缺乏思路时转换语言方式，文思枯竭时试用另一种语言再构思。

或在用另一语言写作同篇小说时，会突然发现新的延展点。

就在不同语种切换间，文章被不停润色至成熟，最终摆在读者眼前的，便是书中鲜活的人物形象和精采奇特的风貌。

谭炳昌鼓励年轻一代要学好几种语言，“语言对人的影响真的很大，若不多学几种，思维就会被局限在单一的语言模式里，不跳出去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样的”。

双语写作的优势

双语的能力给他文章的发表也带来很大优势，受众不仅仅是在中国，英语世界读者都能够分享他的想法。

由于这些英文小说都是他亲笔书写，并非翻译，因此更能承载他真实感情的重量。

谭炳昌说自己是比较“老派”，家中已几十年不看电视，早在80年代，就把家中电视卖掉。

在如今媒体铺天盖地发送新闻资讯的年代，网络资讯层出不穷，社会趋势瞬息万变，他不愿接收这些主流媒体泛泛报道，他更愿意看自己筛选下来的新闻，或许是这种不被快节奏资讯所干扰的态度，才造就他独到的视野。

“荒诞一旦被揭去平常的面纱，通常都会露出讽刺滑稽的一面”。

所有文字都撒落在香港的土地上，以香港为故事背景是他写书的习惯，透过市井街头的平凡，反映香港社会变迁的不平凡。

在这中西文化碰撞激荡的地带，双语作家谭炳昌以自己的方式描绘大时代巨变。

殖民主义的荒谬和人性的真实，都在他这本新书中暗流涌动，他揭露了“貌似荒谬，却恰恰为现实”的香港众生相。

新闻来源：亚洲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