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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码头年吞吐5200万吨
关丹港连通中国东盟海丝路

关丹港口是“一带一路”的重要运输枢纽。

(关丹3日讯)关丹港深水码头两阶段的扩建工程一旦完成,年吞吐料可翻至5200万吨,届时极可能成为连通中国和东盟的门户海港。 

根据承建关丹深水码头的IJM集团董事经理李俊辉早前向媒体指出,关丹深水港口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1A)为水深16米,长400米的停泊位,散货堆场占地20公顷,能靠泊吃水达14.5米的运船。此阶段工程经于去年杪完成,并投入运作。



次阶段依据需求建设

李俊辉指1A泊位主要是联合钢铁(大马)集团公司适配,从中国大量进口钢铁原料。 

至于第二阶段的扩展,他说,是包括将泊位延长1公里,水深度至18米,及建设47公顷的后备堆场。

“惟第二阶段扩建工程将依据未来需求而开展,目前尚未有相关具体宣布。”

关丹港深水码头第一阶段工程已经完成。

一带一路重大项目建码头配合关丹产业园



在马中两国政府共同倡议与推动下,占地3500英亩的马中关丹产业园区于2013年正式落户大马彭亨州关丹市。

为了配合这个属于大马首个国家级产业园项目,也是中国“一带一路”规划的重大项目,关丹老港区便开始升级改造,尤其规划建设新港区的深水码头。 

另外,格宾工业区占地8600公顷,作为世界级的石化工业区,吸引大量跨国企业在此设立总部,工业区的商业发展蒸蒸日上,也需要关丹港的海运便利。 

关丹港工业区毗邻关丹港口,许多企业向港口租借工业区内的土地以发展自身的经济活动。 

此外,彭亨州天然资源丰富,而矿物出口至中国,都需港口支撑,除了铁矿,一旦铝土矿解禁后,预计需靠港口展开海运。

关丹港口的海运便利是“一带一路”的项目之一。
蔡世才

明辉发展有限公司董事经理蔡世才
——带动关丹经济发展

关丹马中产业园区能带动关丹经济,本地商家如零售业、餐饮业等,也有机会供应联合钢铁的原料。 

有大型的国际工厂在当地运作,多少能带动本地经济,而关丹港口的发展,其运输便利有利于吸引外资。

一些外地人因关丹港口的扩张就业,来到这里需要租房子,带动房地产业。

关丹马中产业园区的龙头——联合钢铁已竣工并投入运作。
赵毓庭

马中总商会彭亨州分会主席赵毓庭
——产业园码头相辅相成

关丹马中产业园区及关丹港深水码头投入运作后,必定会为关丹带来经济效应。 

关丹马中产业园区的发展与关丹港深水码头是相辅相成,一旦联合钢铁竣工投入运作生产后,将为关丹港深水码头带来更多吞吐量。 

当物流增加后,码头有工作,将聘请更多本地员工,也增加相关辅助工业的机会,而运输业,如罗里运载产量也将增加,加强运输业。

本地员工担任联合钢铁司机。
许汉新

关丹华人协会会长许汉新
——带动周边行业商机

关丹深水码头可让东海岸的运输费减低,更多工厂选择海运,通过关丹深水港口上货卸货,进而带动关丹周边经济。 

关丹港距离马中关丹产业园区约10公里。一直以来,关丹港主要处理附近工业区的散货。

深水码头则是旨在转运货物的货柜港。

马中双边贸易投资,技术创新和人才互通,创造大量的新机遇,能有带动船运、物流、旅游和周边相关行业的发展商机。 

我国需要学习中国企业的先进,以协助本地中小企业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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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一带一路”并非债务陷阱外交?

(柏林30日讯)近年来,有关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是否是“债务陷阱外交”的讨论一直不绝于耳。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最新报告又有新的发现。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hatham House)近日发表研究报告指出,有关中国"一带一路"是"债务陷阱外交"的说法有误,因为支持这种观点的证据不足。

该报告强调,经济因素才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驱动力;中国的发展融资极不成体系、缺乏协调,因此难以追求具体的战略目标;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以及他们的相关政治和经济利益决定了其领土上“一带一路”项目的属性。

“受害者”难辞其咎?

“债务陷阱外交”一词最先由印度学者布拉马·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于2017年提出。当时,切拉尼在一篇题为“中国的债务陷阱外交”的文章中指出,通过“一带一路”计划,中国支持了占据战略要冲的发展中国家的基建项目,手段一般是给予这些国家的政府巨额贷款,于是这些国家纷纷跳入了债务陷阱,导致它们极易受到中国的影响。同年12月,斯里兰卡因无法还债,把汉班托港(Hambantota)租予中国经营九十九年。此事也成为批评人士提到“债务陷阱外交”时最常例举的案例。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报告则指出,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是两个被广泛引用的“债务陷阱外交”的“受害者”,而在这两个国家,最具争议的“一带一路”项目是由受援国政府自己发起的,他们奉行自己的国内议程。 他们的债务问题主要是由当地精英的不当行为和西方主导的金融市场引起的。 鉴于受援国的高层利益受到威胁,中国在这两个国家都面临着消极反应和阻力,虽然程度要比通常认为的要小。

其它质疑的声音

这并非首次有非中国的研究人员对中国“债务陷阱外交”的说法提出质疑。例如,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非研究所所长博黛蓉(Deborah Brautigam)于2019年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称,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债务陷阱外交;它只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她提到,其所在的中非研究所收集的关于2000年至2017年中国在非洲1000多笔贷款的信息,另外,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也从2005年至2019年确认并跟踪记录了中国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超过1400亿美元的贷款。从两所机构的发现来看,“一带一路”的风险似乎常常被过于夸大或歪曲表述。博黛蓉不否认中国的海外放贷方式存在问题,但是她认为“中国政府为了自身利益而有策略地发放债务的想法,并没有事实根据”。

同样是2019年,位于纽约的咨询公司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发布报告称,在以资源作抵押的贷款中,中国缺乏杠杆工具。该报告的作者分析了24个国家内的40起重新协商中国债务的案例,发现只有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一案明确涉及资产抵扣问题。报告以乌克兰为例指出,中国原以为会以粮食运输来偿还的一笔贷款,但是不得不最终诉诸国际仲裁来解决争端,“乌克兰案例显示,尽管中国国力雄厚,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但是解决争端的手段仍然有限,即使与这些小国发生争端也力有不逮。”

风险巨大

正如世界银行驻孟加拉首席经济学家侯赛因(Zahid Hussain)之前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尽管目前并没有太多关于中国贷款的公开信息,但是中国资金还没有到‘债务陷阱’的程度。”

然而,有关批评人士的担忧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德国科隆经济研究所(IW)不久前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中国向海外输出的资金大部分都来自于2013年后的“一带一路”倡议。今年的新冠疫情更是让不少债台高筑的"一带一路"国家雪上加霜。

科隆经济研究所的学者认为,欠中国巨额债务一方面造成了这些国家对北京的经济依赖乃至政治依赖,另一方面,债务本身的违约风险也十分高。对于放贷的中国而言,这同样也是巨大的挑战。研究者也注意到,过去十几年间,中国已经多次大幅减免非洲国家所欠债务。报告因此认为,“一带一路”框架下受援国与中国都面临巨大风险,说明中国模式本身的可持续性存在问题,而这很有可能是中国为其地缘战略崛起所付出的高昂代价。

主要问题及改善建议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在最新报告中也提到一带一路的主要问题:中国通过各种双边关系逐渐零星打造“一带一路”项目。但是双方的政经活动和治理问题造成项目计划不周、管理不当。由此给经济、政治、社会和环境领域带来严重的负面后果,迫使中国调整“一带一路”的路线。

如何提高“一带一路”项目的质量?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建议,中国的决策者应建立一个连贯、综合的决策系统,该系统应具有足够的风险评估能力以及严格、清晰、可执行的规则。 这将涉及解决中国内部的既得利益,特别是商业机构和国有企业种的既得利益。

就受援国政府而言,该研究所建议,它们必须对潜在项目的评估承担更大的责任,以确保其可行性和财务可持续性。 他们还必须发展与中国伙伴进行讨价还价的能力,以确保当地人民从“一带一路”项目中受益。 由于中国继续高度重视东道国的监管,“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伙伴必须加强其法律和监管环境。

新闻来源:德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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