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人生系列224

我的人生并不精彩，靑涩的少年岁月，成长的摸索与犹豫，同学的妒忌与打击；我的人生并不精彩，我没能像其他的同学那样，到海外深造，拿到硕博，返国或从商或从政，打出自己的半壁江山。

我在美罗中华中学的读书生涯并不快乐，数理不佳，使我的总体成绩处于下风。老师似笑非笑的表情，同学的揶揄，逼得我只能往图书馆躲。那时我读的多是香港高原出版社的书：徐速、力匡、李素、齐桓、黄思骋，写诗则以力匡的情诗与恋歌为楷模。那时余光中的硕大身影，还没走进国内的中学校园，马大图书馆也还没有余先生的书。

一位姓陈的华文老师，潮州人，每天都穿白色长油衣配搭长裤。他在班上经常提到沈从文，“他的文笔轻松从容，他的文字淡而有味，沈从文胜在安详。”那大概是1960年左右的事。

中学毕业前去怡保念英校，住在旧街场美露菲街，离市立图书馆（后来正名为敦那萨图书舘）只有一箭之遥，每天傍晚吃过晚饭，我和寄宿的其他同学经常会到那儿逛逛。

我在图书馆里读了胡适，并且认真读了另一位留美学者梅光迪针对语言改革的论辩。那是1963-64年的事。覃子豪的书出现了，可惜理论性不强，文章也不动人。然后我看到了余光中的《钟乳石》、《莲的联想》、痖弦的《苦苓林的一夜》。我的文学思想，一夜之间改变。

我有父亲的遗传，我们都有“精神过度集中症”（cathexis），工作完成之后，我们都处于超逾兴奋的、病态的“狂喜”（euphoria ）。父亲可以为了修葺屋顶，用尽方法包括蜘蛛侠的方法爬上屋嵴，我可以在全家人都睡了的情况下，在一盏极暗的走廊照明灯下，读我要读的书。这方法还是从当年由白燕、黄曼莉演的黑白粤语片学到的。

我习惯迅速把好东西，在第一时间内与小我9岁的弟弟分享。他那时年纪太少，于是我把文学创作与文学观念，混在武侠小说《仙鹤神针》灌输给他。今天的温巨侠便是这样培训出来的。

10天培训

门外汉也能写诗

我如果还有一点什么“精彩”，我想我是那种“能量充满”的人。所谓能量充沛，不一定是正能量多，我倒觉得负能量可能更多。我无法忍受自己对这世界的厌倦、对生命的无奈，但一般读者读不出来。不要忘了我是搞象征主义、现代主义的，我最大的本事是把负能量当着正能量来用。

我有能力让一个没接触过现代诗的人，10天密集培训，写出一首可以发表在报章文艺副刊的作品。我的逻辑是，几十年来国内报章杂志的编辑，都没受过10天的专业“诗创作磨练”，对诗是门外汉，我的学生学艺11天，当然有机会“爆冷”在文艺副刊发表诗作。

我的另一项“精彩”，可能是我对知识的坚持，我对新生事物永远充满好奇。我不喜软绵绵的旧歌，我喜欢能喊出有生命、有活力、有内涵的中西摇滚。我不像其他老人家排斥时尚新潮，在追求创新的过程，我相信推陈出新，甚至不惜弃旧迎新。我不觉得这是什么叛逆，萧规曹随，哪能进步？故步自封，只能自我抄袭。

爱恶分明得罪人多

我的爱恶分明，使我一路走来，得罪不了朋友。我读《儒林外史》，却不知遵循文学界、学术界、文化界的潜规则。70年代在《南洋商报》发表三篇华人地缘性、血缘性的陋习陈弊，甫及冠就结怨江湖。我的论文集《精致的鼎》申请福联出版基金被拒，记得那一年的甄选委会主委是郭洙镇。书却在台湾出版了，书中的其中一篇论文《电影技巧在中国现代诗的运用》，开始被收录在诗论集，后来被收进台湾出版的文学大系的理论部分。

当我发现华人社团是不能开罪的，在70年代，我已开罪了当时的大马写作人协会，我担任第一届作协理事会的硏究组主任，是个虚衔。

我与瑞安的作风，即使以温良恭俭着称于世的蕉风编辑群，对我们亦不无感冒。报章杂志编辑喜欢的是，有才华而又低调、最好是半隐遁的作者，像当年的纪小如（后来的张贵兴）、左手人（黄远雄）、林若隐……名字就不必一一胪列。我与瑞安的性格，都有铺张扬厉的DNA，得罪了人还以为对方喜欢我们的真情流露。

多方涉猎学以致用

我在60-70年代，因各种因缘读了不少杂书，其中以武侠小说、侦探小说最多，包括金庸，福尔摩斯，还有女飞侠黄莺的故事。当时看书，只为了消遣时间，谈不上有什么企图心。80年代我才开始是真的买一些我不熟悉的书籍来看，涉猎人文科学、数理经济。80年代中叶，我学以致用，竟然在《南洋商报》写专题评论，后来那些评论都收集到《文化人的心事》那本论述里去。

90年代我继续在商报写《替城市看相》，在《星洲日报》写《书信论学》，然后是《静中听雷》（写了10年，算得上是长寿专栏), 天地人的杂学尽在其间。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可涉及的范围颇为广泛，我连熵与负熵、量子纠缠都敢谈，当然不畏惧议论西方文化硏究的各种理论：并且看到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的血缘关系与颠覆倾向。

一年里完成5年成绩

2014年对我而言，应该是精彩一年。我70岁了。谢川成出版了一本《温任平研究》作为纪念，意义很大。

2014年见证天狼星诗社的浴火重生，它在1989年停止活动的25年后，重新申请注册成为一个非政府团体。那一年除了出版《众星暄哗：社员诗作精选》外，我们还出了好几本书。全国5家华文日报十分赏脸，先后特辟《天狼星重现》专辑，刊登社员新作，欢迎我们回来。

2018年，诗社一方面搞诗社新人培训，另一方面把重心放在出版。好像是杨牧说的“作品才是最雄辩的。”一年里完成5年的成绩，那比什么都精彩。收录42位诗人《天狼星诗选：二零一八盛宴》在4月面世后，似乎没有什么是不能做的。

70年代末我写过一首题为《云与飞檐》的诗，后来这首诗被谱成艺术歌曲，由已故陈徽崇老师领导的合唱团演唱，并制成唱片卡带传播。诗只有11行，分成三节。

《云与飞檐》

“有一朵行云，颜色/ 淡灰，一如古帙中记载的/刚刚髹漆过不久的城墙”

“城墙/拼命地朝上/ 想挽留住未语先泫然的云絮”

“而留不住的，终于留不住/绝望的云/竟自缢于吾家弯曲的飞檐/ 忘了飞檐也是飞不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