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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家泉:位处海上丝路关键点
一带一路促进大马商贸

2016年08月26日

（马六甲25日讯）马华总秘书拿督斯里黄家泉表示，马来西亚位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地带，因此马来西亚也非常高兴能参与“一带一路”的倡议。

他说，中国商人过去也带着船队和海员通过马六甲海峡远洋进入印度洋，同时中国和马来西亚自古以来就有贸易的来往。



他还说，“一带一路”将进一步带动马六甲海峡的航运事业，间接也对马来西亚贸易活动和海上运输带来更有益处。

黄家泉昨晚主讲“一带一路的商机”时，如此表示。

黄家泉（左二）为“一带一路的商机”讲座主持开幕仪式。左为许金汉，右起为陈保成和林万锋。

较早前，黄家泉也为甲马华大厦78面国旗布置主持开幕仪式。

黄家泉表示，虽然2015年全球经济不好，所幸我国2015年的出口率依然增加。

他透露，我国2015年的总贸易为1.46兆令吉，当中6856亿5000令吉的出口率增加0.4%，而7799亿5000令吉的进口率也增加了1.9%。



他指出，马来西亚在1995年1月1日入世界贸易组织，因此大马是一个贸易国家。

黄家泉指出，企业需掌握科技，推出创新产品，才能提高国家的出口额。

他说，我国2015年主要原产品出口总值为1173亿2000万令吉，当中包含470亿7000万令吉的液化天然气、401亿4000万令吉的棕油、260亿8000万令吉的原油和40亿3000万令吉的橡胶。

他还说，我国2015年出口的工业制成品有电器和电子、化学品和化学产品、机械和设备、金属制成品、橡胶产品、光学和科技产品等。

市民踊跃出席“一带一路的商机”讲座。

马中逾600年友好林万锋盼带动甲州经济

马华甲州联委会主席拿督林万锋则表示，“一带一路”对甲州有紧密联系，同时甲州在15世纪曾是世界上非常繁华的海港。

因此，他希望“一带一路”能为带动甲州整体经济，特别是商业和贸易方面。

“马中超过600年的友好情谊从马六甲开始，所以马六甲扮演友谊发源地，更希望一带一路的商机能为甲州企业届带来更强的联系。”

出席该讲座嘉宾尚有马华州行政议员拿督赖明忠、马青甲州州团团长兼政治教育局主任林瑞赋、马华武吉卡迪区团团长李春源、妇女组甲州主席陈文菊和马六甲中华总商会会长陈保成等。

反应

 

德国之声

“一带一路”并非债务陷阱外交？

2020年08月30日

（柏林30日讯）近年来，有关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是否是“债务陷阱外交”的讨论一直不绝于耳。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最新报告又有新的发现。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hatham House）近日发表研究报告指出，有关中国"一带一路"是"债务陷阱外交"的说法有误，因为支持这种观点的证据不足。

该报告强调，经济因素才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驱动力；中国的发展融资极不成体系、缺乏协调，因此难以追求具体的战略目标；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以及他们的相关政治和经济利益决定了其领土上“一带一路”项目的属性。

“受害者”难辞其咎?

“债务陷阱外交”一词最先由印度学者布拉马·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于2017年提出。当时，切拉尼在一篇题为“中国的债务陷阱外交”的文章中指出，通过“一带一路”计划，中国支持了占据战略要冲的发展中国家的基建项目，手段一般是给予这些国家的政府巨额贷款，于是这些国家纷纷跳入了债务陷阱，导致它们极易受到中国的影响。同年12月，斯里兰卡因无法还债，把汉班托港（Hambantota）租予中国经营九十九年。此事也成为批评人士提到“债务陷阱外交”时最常例举的案例。

汉班托港的中国工人

美联社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报告则指出，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是两个被广泛引用的“债务陷阱外交”的“受害者”，而在这两个国家，最具争议的“一带一路”项目是由受援国政府自己发起的，他们奉行自己的国内议程。 他们的债务问题主要是由当地精英的不当行为和西方主导的金融市场引起的。 鉴于受援国的高层利益受到威胁，中国在这两个国家都面临着消极反应和阻力，虽然程度要比通常认为的要小。

其它质疑的声音

这并非首次有非中国的研究人员对中国“债务陷阱外交”的说法提出质疑。例如，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非研究所所长博黛蓉（Deborah Brautigam）于2019年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称，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债务陷阱外交；它只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她提到，其所在的中非研究所收集的关于2000年至2017年中国在非洲1000多笔贷款的信息，另外，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也从2005年至2019年确认并跟踪记录了中国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超过1400亿美元的贷款。从两所机构的发现来看，“一带一路”的风险似乎常常被过于夸大或歪曲表述。博黛蓉不否认中国的海外放贷方式存在问题，但是她认为“中国政府为了自身利益而有策略地发放债务的想法，并没有事实根据”。

同样是2019年，位于纽约的咨询公司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发布报告称，在以资源作抵押的贷款中，中国缺乏杠杆工具。该报告的作者分析了24个国家内的40起重新协商中国债务的案例，发现只有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一案明确涉及资产抵扣问题。报告以乌克兰为例指出，中国原以为会以粮食运输来偿还的一笔贷款，但是不得不最终诉诸国际仲裁来解决争端，“乌克兰案例显示，尽管中国国力雄厚，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但是解决争端的手段仍然有限，即使与这些小国发生争端也力有不逮。”

美联社

风险巨大

正如世界银行驻孟加拉首席经济学家侯赛因(Zahid Hussain)之前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尽管目前并没有太多关于中国贷款的公开信息，但是中国资金还没有到‘债务陷阱’的程度。”

然而，有关批评人士的担忧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德国科隆经济研究所(IW)不久前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中国向海外输出的资金大部分都来自于2013年后的“一带一路”倡议。今年的新冠疫情更是让不少债台高筑的"一带一路"国家雪上加霜。

科隆经济研究所的学者认为，欠中国巨额债务一方面造成了这些国家对北京的经济依赖乃至政治依赖，另一方面，债务本身的违约风险也十分高。对于放贷的中国而言，这同样也是巨大的挑战。研究者也注意到，过去十几年间，中国已经多次大幅减免非洲国家所欠债务。报告因此认为，“一带一路”框架下受援国与中国都面临巨大风险，说明中国模式本身的可持续性存在问题，而这很有可能是中国为其地缘战略崛起所付出的高昂代价。

主要问题及改善建议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在最新报告中也提到一带一路的主要问题：中国通过各种双边关系逐渐零星打造“一带一路”项目。但是双方的政经活动和治理问题造成项目计划不周、管理不当。由此给经济、政治、社会和环境领域带来严重的负面后果，迫使中国调整“一带一路”的路线。

如何提高“一带一路”项目的质量？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建议，中国的决策者应建立一个连贯、综合的决策系统，该系统应具有足够的风险评估能力以及严格、清晰、可执行的规则。 这将涉及解决中国内部的既得利益，特别是商业机构和国有企业种的既得利益。

就受援国政府而言，该研究所建议，它们必须对潜在项目的评估承担更大的责任，以确保其可行性和财务可持续性。 他们还必须发展与中国伙伴进行讨价还价的能力，以确保当地人民从“一带一路”项目中受益。 由于中国继续高度重视东道国的监管，“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伙伴必须加强其法律和监管环境。

新闻来源：德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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