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许东爀

韩盗窃集团2012年从日本对马市寺庙偷走菩萨铜像到韩国，韩寺庙提诉讼争夺所有权，指铜像被倭寇掠夺到日本，应回归韩国，日方反击指控没有证据，韩日历史遗绪延烧。

在韩国日殖时代的后遗症——慰安妇与强制征用有关的诉讼之外，韩日之间还有文化遗产争执。2012年日本对马岛观音寺发生盗窃案，两个佛像被偷运到韩国，后被韩国当局扣押。

在一般情况下，应没有任何疑问，交还被盗失物即可，但由于韩国寺庙提出诉讼，争夺佛像所有权，主张“其中一尊佛像是14世纪倭寇掠夺所得”，该佛像尽管是被盗回国，但应该“逆取顺守”，错有错着，回归韩国才对，因此意外地引发了一场外交风波，而且从2012年绵延至今长达10年，最终在2月1日韩国法院宣判属于日方所有。

掀10年外交风波

对马岛，离韩国釜山49公里，离日本九州最大城市福冈135公里，自古以来都是东北亚地缘政治的要冲，日本第一次侵略朝鲜的万历朝鲜之役（日本称：文禄·庆长之役，韩国称：壬辰倭乱，1592年至1598年）时，对马藩主宗义智就被指是引路人，带领小西行长部队侵略朝鲜，而朝鲜王朝和江户幕府的外交使节和书信也例必通过对马岛，可见对马岛在韩日两国交流上的重要意义。

2012年10月3日，韩国盗窃集团从日本长崎县对马市观音寺偷走了“铜造观世音菩萨坐像”（简称观音像，高丽王朝时期：918年至1392年）和海神神社的“铜造如来立像”（统一新罗时期：676年至935年），合计两座佛像，前者自1973年就被长崎县指定为文化财产。同年10月8日，窃犯用船偷运佛像运回釜山。

及后争议持续10年。2013年1月29日，韩国警察逮捕盗窃团，没收两尊佛像。2015年7月，韩国当局先把“铜造如来立像”归还对马海神神社。

但2017年1月26日大田地方法院做出一审判决，认定神像所有权归属于浮石寺，因“可能倭寇盗或抢掠观音像，转移到了对马”，不必归还日本观音寺。

最终在2023年2月1日，由大田高等法院二审作出判决，将观音像归还日本观音寺，因盗窃或抢掠的证据不够，必须归还日本。同年2月，瑞山浮石寺上诉到大法院（最高法院）。

观音像从瑞山到对马

朝鲜时代编辑的史书《高丽史》（在1392年到1451年间编辑）里记载着，从1352年到1381年倭寇侵犯“瑞州”（瑞山古地名）5次，瑞山浮石寺以此为观音像被掠的根据。

观音像的“腹藏物”记录，“瑞州”浮石寺1330年2月供奉观音像。腹藏物一般在佛像腹部的一个密封的小空间，包括经文、珠宝、药草、圣地遗物、神符等等。对马观音寺也有纪录，1526年观音像被供奉到对马观音寺。

两寺皆无证据

问题是两寺都没有证据，说明观音像如何从瑞山流落对马。

对马观音寺前住持田中节孝解释道：“这个案件很简单，就是观音像被盗窃，因此应早日归还。”

关于观音像进寺的经过，田中表示：“通过已故韩国学者的研究努力，我们知道了观音像是在瑞山制作的，推测是通过交流传下来的，但因供奉观音像是五六百年前的事，观音寺没有相关记录。”

观音像所有权诉讼的原告瑞山浮石寺前住持圆牛和尚坚持：“瑞山位于韩国黄海沿海，14世纪当时瑞山与日本没有交流，只有倭寇的侵略。因此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公约，我们要收回观音像。”（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采取措施禁止并防止文化财产非法进出口和所有权非法转让公约》（1970年）规定，使被盗或非法出口的文化财产尽快物归原主。）

“瑞州”还是“瑞山”

做出一审判决的大田地方法院支持浮石寺的主张，观音像是被盗窃或掠夺后偷运到对马岛的。但做出二审判决的大田高等法院的判决是：“虽然有倭寇来瑞州掠夺的‘盖然性’，但没有‘瑞州’浮石寺与现在的‘瑞山’浮石寺是同一寺庙的直接证据，因此不承认瑞山浮石寺的观音像所有权。”

关于观音像有4大争论点：第一，中世纪观音像如何被移到对马岛？由于没有掠夺有关的历史纪录，双方都没有提出到更多证据。

没相关历史纪录

支持浮石寺的文化遗产恢复财团董事长李相根解释，14世纪时倭寇广泛掠夺朝鲜半岛，现在在日本的很多佛像都有烧伤或破损痕迹，观音像也有烧伤，那些都和倭寇的掠夺有关。

圆牛和尚也解析，很多日本佛像同掠夺有关，是不公开的事实。观音寺的田中节考则反驳，观音像可能是由交易传过来的，或者为了躲避朝鲜王朝的佛教镇压而来的，在朝鲜镇压中可能被破损。在对马的很多佛像还有烧伤，但“我们的观音像没有烧伤。（注：朝鲜王朝实行了崇儒抑佛政策。）如有烧伤，材质薄的观音像‘冠’应该会熔化，但因盗窃团伙没有偷冠，冠还在观音寺，冠上并没有烧伤”。

釜山大学博物馆特别研究员、考古学博士广濑雄一称，不公开佛像的理由是，与其说是隐匿倭寇的掠夺品，其实是日本的佛像处于危险之中，例如盗窃问题、过激的归还运动、游客违反礼仪、媒体不当行为等，因此寺庙一般不想公开佛像。

关于倭寇的行为，广濑雄一解释：“虽然很有可能与倭寇有关，但这是推测的领域，而且无法被进一步证明，提供通过交流而被接受或让步的根据。浮石寺的所有主张都是不确定的，很难在审判中采用这些证据。”

倭寇是指13世纪至16世纪期间活动于中国或朝鲜半岛的日本海贼，但近年学者发现，中国、朝鲜、甚至葡萄牙人也参与倭寇。倭寇也是对日本贸易商的蔑称。

第二个争论点是，如果观音像真的是被倭寇掠夺走的，现法律能否保护观音寺的所有权？日本民法规定，拥有物品20年后就承认所有权，而观音寺从1953年登记为宗教法人并开始拥有观音像，因此1973年获所有权，大田高等法院也承认日本民法的规定。

李相根说明，现在在日本有120多个朝鲜半岛的佛像，但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约的精神，世界各地有归还掠夺文物的潮流，因此日本应该归还倭寇、万历朝鲜之役和日据时期（1910年至1945年）被抢的韩国文化遗产。田中节孝则反驳：“我就是被害人，凭反日情绪，凭空要回，这是没有道理的。”

第三，盗窃案已成为韩日外交问题。失窃后，日本政府向韩国政府不断要求立即归还观音像。日本官房长官松野博一在2月1日二审判决后的记者会上发言：“我们将与韩国政府合作，希望佛像尽快还给日本。”韩媒与日媒也报道，韩国政府为回避外交纠纷，希望尽快归还佛像。

韩国反日情绪火上加油

第四，韩国反日情绪也令事件火上加油。2013年当时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长刘震龙发言指“如观音像是从对马岛偷来的，就应该归还给日本”后，受到民众责难是“亲日派”。虽然韩国现在反日情绪比以前少了很多，但多少也影响到观音像之争。

总结来说，根据现代法律，日本对马观音寺确实遭受了盗窃，因此要求归还观音像是理所当然的，但如果查明观音寺佛像由来则另当别论。韩国瑞山浮石寺提供了曾被倭寇掠夺的证据，也就法院指出的问题“‘瑞州’浮石寺和‘瑞山’浮石寺是否同一寺庙”提出证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约的依据变得更加有力，要求归还被盗或被非法出口的文化财产也有合理性。

法国与墨西哥前例

国际上这类案件也屡见不鲜，1982年墨西哥的律师兼记者偷走了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Aubin Tonalamatl（阿兹特克人的图画手抄本，15世纪到16世纪之间的写作），之后偷运到墨西哥。

法国政府向墨西哥政府强烈要求归还图画手抄本，并主张手抄本是合法取得的，1743年一位绘画收藏家被驱逐出新西班牙（墨西哥）时，他的图画手抄本被没收，然后经过几次买卖，1898年捐赠给法国国家图书馆。

但是，墨西哥政府驳回，表示手抄本是被掠夺的，因此两国在协商后，结果法国同意以长期租借的方式把手抄本留在墨西哥。无论如何，Aubin Tonalamatl盗窃案与观音像案相比，其被掠夺的事实确是明确得多。

两国合作赔偿韩国劳工

日韩贸易战暂告一段落

韩国政府3月6日就日治时期日本政府强制征用韩国工人的受害者赔偿问题表示，将用韩国政府下属财团（第三方）筹集的基金向受害者和遗属共赔偿40亿韩元（下同，约1400万令吉）。

在3月6日、7日，这条新闻占据了韩日报纸的大部分版面。

“强制征用受害者”是指二战时为了弥补日本国内征兵导致的劳动力不足，在朝鲜动员工厂或煤矿工人，韩国政府有统计的征用工人约22.6万人，当中存在大量人权侵害和拖欠工资问题。

被强制征用的受害者2005年对日本制铁和三菱重工发起诉讼要求赔偿，2018年韩国最高法院判受害者胜诉。此后，两家企业在韩财产被扣押，韩日外交关系达到了1965年建交以来最低点。

当时日本为报复韩国，于2019年对韩采取了半导体材料出口限制，即延绵数年的“日韩贸易战”，三星、SK海力士等韩半导体企业依赖日半导体材料供应，日本在部分材料的供应约全球近90%。

赔偿40亿韩元

对受害者的赔偿的详细方法，是由韩日大企业联合体“韩国全国经济人联合会”和“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共同组成“未来青年基金”，由日企自发捐款与韩企捐款，基金除赔偿外，还将用于韩日两国青年的奖学金和文化交流事业。高达40亿韩元的赔偿金额是2018年大法院赔偿判决金额加上利息的金额。

日本反对2018年韩国大法院的判决，理由是同1965年韩日建交时两国签署的《请求权协定》（经济援助协定）有关。

《请求权协定》规定，日本在二战后殖民统治作为对韩国的补偿方法，以“经济合作金”的名义无偿提供3亿美元（下同，约13.57亿令吉）和经济贷款2亿美元，此后韩国不能要求日治时代有关的任何赔偿。当时日本的外汇储备约14亿美元，即支出了外汇储备的三分之一。

韩国1960与1970年代的经济增长得益于上述《请求权协定》，包括受惠于该请求权资金的世界钢铁企业浦项钢铁（POSCO）等。

进步势力认为补偿过少

该请求权协定在韩国经济增长时期没有什么问题，但从1990年代末，进步势力开始认为请求权补偿金额过少而爆发不满，1997年强制征用受害者向日本法院提起赔偿诉讼（2003年最终败诉），慰安妇受害女性们则持续提出“慰安妇是与《请求权协定》无关的人伦犯罪”，2015年韩日政府达成向受害者分别支付1亿韩元的“慰安妇协议”。

但2017年韩国文在寅政权上台后，该慰安妇协议以“屈辱性协议”为由被废除，这引起了日本对韩国极度不信任。

赔偿方案被指“屈辱外交”

韩国政府3月6日发表“联合赔偿”方针后，进步势力连日抗议此次赔偿方案是“卖国的屈辱外交”。

韩国媒体指，总统尹锡悦的顾问早已预计会引起在野党强烈反对，但尹为改善韩日关系而硬着头皮闯关。国内政治局面也有利于协议，韩国今年没有选举，在野的共同民主党因党魁李在明涉嫌受贿而被下达逮捕令，反对派暂时无力进行议程设定，对韩政府而言，现在是发表赔偿措施的最佳时机。

韩国和日本都是美国的友邦国，韩日关系恶化是一种负担。美国总统拜登似乎意识到了这一点，在韩国政府发表赔偿措施后的声明中表示：“希望美国、韩国、日本3国关系持续加强。”

协商解除材料出口限制

据日媒报道，日本社会暂时对韩国政府的这一决定表示欢迎。日本政府表明了继承1995年日本为殖民统治道歉的“村山谈话”，并发表了解除半导体材料出口限制的协商方针，而且目前两国政府正在协商尹锡悦3月16日访问日本。

但是，日本还担心，韩国部分政治势力无视在1965年签署的经济援助协定，而每当韩国政权交替时，两国间的协议就会像“慰安妇协议”一样被废除或推翻，选举时进步派政党利用反日情绪进行选举运动，有些强制征用受害者之后可能会重提诉讼等，因此日方对韩国的不信任仍然存在。

被起诉的日本制铁和三菱重工对韩府的决定表示“没有特别的立场”，两家企业自始至终以请求权协定为由拒绝道歉或赔偿，据日媒报道，他们在股东大会上被股东们“真的要赔偿吗”的提问困扰，如果赔偿，管理层可能被股东代表起诉，指责损害股东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