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8日讯）中华台北选手林郁婷与阿尔及利亚的哈利夫挺进巴黎奥运拳击金牌战。她们在擂台外遭保守势力围剿，被质疑性别不明。

回顾体坛历史，不符“西方女性特质”亚非女选手屡屡成为箭靶，而性别检测更有时代背景里令人难以忽视的政治影响。

她赢了。中华台北奥运拳击选手林郁婷，8月7日获得5位裁判一致判定，赢得女子57公斤级4强赛，晋级金牌战。她将在周六（10日）与波兰拳手塞雷梅塔（Julia Szeremeta）争夺金牌。

然而落败的土耳其选手卡拉曼（Esra Yıldız Kahraman）在赛后在擂台上朝着观众席比出“X”手势，被认为是在暗讽林郁婷的性别争议。虽然她本人拒绝评论比出该手势的原因，但话题马上在社群媒体上延烧。

林郁婷赛后受访时只表示：“佩服、尊敬对手”。这是她在巴黎奥运的第三场比赛，第一场赛前林郁婷就告诉记者，她删除了所有社群软件。

她也赢了。阿尔及利亚拳击手凯利夫（Imane Khelif）获得巴黎奥运拳击女子66公斤级决赛门票。她接受《 SNTV》 采访时表示自己要向全世界的人们发出信息，要求维护奥运精神，不要霸凌运动员。

她将在8月9日与中国选手杨柳对决，但却有有微博网友留言称：“我们的选手杨柳不参加这不合理赛制的比赛”、“我们的女选手可以视情（况）退赛，人身安全最重要”；也有人称凯利夫获得金牌“只能更证明性别疑云，回击不了性别争议”。

印度女性短跑选手强德（Dutee Chand）过去曾陷入相同争议，她向DW表示：“我想告诉林郁婷与其他受害于性别检测的女性运动员说，请不要放弃希望。”

强德经历过的性别争议发生在10年前。2014年，她在台北的亚洲青年田径锦标赛夺下两枚金牌，展开国际赛事生涯。刚满18岁的强德，随后积极备战英联邦運动会，却在比赛前3天被印度田径总会（Athletics Federation of India）除名。

官方给出的理由，是强德患有“雄性素过多症（hyperandrogenism）”，不符女子赛事标准。“我不明白，”强德说，“为什么当我们赢得奖牌，对手可以端看我们的身体组成，就质疑我们的性别？”

强德认为，女性分泌雄性素是自然现象，与运动表现没有关联。她说自己被性别检测羞辱，训练与比赛期间也因此而分心。

“许多运动员的生涯，因为性别检测而终止，身心健康也深受影响，”强德说，“IOC能做的，就是停止其他体育组织进行性别检测。”

然而，IOC与其他国际体育组织之间，权力并非由上而下贯彻，而是形成“联邦制”的合作关系。在此架构下，IOC难以全面禁止性别检测。

性别检测争议

加拿大布鲁克大学运动管理学系副教授唐诺利（Michele Donnelly）告诉DW，组成雄性素的睾固酮并非“能让人变成超强运动员的神奇物质”。他表示，没有科学研究能证明睾固酮与运动表现的直接关联。

然而，10年过去了，睾固酮仍被IBA拿来质疑林郁婷与哈利夫的女性身分。IBA主席克列姆列夫（Umar Kremlev）8月5日在记者会先是声称，两位选手的睾固酮过高，后来又告诉俄罗斯国营媒体塔斯社，IBA当年取消林郁婷与凯利夫的资格，是因为两人“被证明带有XY染色体”。

“这是好几年前就已破除的迷思，”唐诺利说，“对于仍有体育组织用检测染色体的方式，排除特定运动员参与女子竞赛，我感到震惊。”

唐诺利说，染色体检测采用的是1960年代引进的巴氏体检测（Barr body test），而这种检测方法后来被停用的原因之一，就是发现在罕见案例中，女性体内也可能带有XY染色体。

一封在2018年由超过两千名美国科学家连署的公开信也指出，性染色体、生殖器与性别认同之间“关联复杂且尚未被全盘理解”。信中表示，目前不存在任何基因检测，可以清楚判定性别。

唐诺利表示，现行体育赛事以二元方式区分性别，但人体比各种检测标准还要具有多样性。唐诺利说，能够判定“是男是女”的检测“实际上并不存在”。

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研究员奈特（Kyle Knight）则表示，性别检测标准武断，且包含高度争议的科学方法，以及对于女性特质的刻板印象。“人权观察”的研究报告指出，性别检测制度侵害隐私和尊严。

除此之外，回顾性别检测历史，更有种族和文化议题在其中。

“不够女性”的亚非选手

1960年代，国际体育组织逐渐建立性别检测制度，IOC也从1968年冬季奥运起采纳实施。当时正值美苏冷战，夏季奥运的奖牌数量排名，往往是美国与苏联两国角逐排头。苏联的奖牌数量在1956、1960、1972年居冠，而1976年蒙特娄奥运的排名为苏联第一、东德第二，美国屈居老三。

著有《另一种奥运》（The Other Olympians: Fascism, Queernes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Sports）的历史研究者华特斯（Michael Waters）表示，美苏对峙的紧张关系，让奥运的性别检测备受瞩目。

华特斯告诉DW，历史上的性别检测皆针对女性，未见检测男性的纪录；而冷战期间，美国质疑获奖连连的东欧女选手“太过阳刚”，美国媒体更感到焦虑，进而怀疑这些共产世界的女选手作弊。

英国伯明罕大学科学与医疗史领域副教授亨吉（Vanessa Heggie）的研究也指出，苏联与东德女性运动员的戏剧性成就，以及部分运动员不同于西方认知的“女性特质”，导致西方体育组织的担忧。

直至冷战结束后，西方世界对于“女性特质”的认知，仍影响国际体坛的性别检测制度。

现今仍实施性别检测的体育赛事，大多采取“检举制”，意即主办单位不审查选手的性别，只在接获其他选手的“抗议”时，才要求“被抗议”的选手提出性别证明，或进行性别检测。

美国普渡大学教授库奇（Cheryl Cooky）向DW表示，当前运动场上的性别争议，并非“先检测才有疑义”，而是“先有疑义才检测”。

“这些对于性别的疑问，并非高举验血报告喊著‘我有疑义’，”库奇表示，“当选手或体育组织说‘我们对特定选手有疑义’，这些疑问从哪里来？你只能从眼前所见来提出疑义，对吧？”

库奇表示，皮肤、头发、五官、体型不符合“西方女性特质”标准的运动员，往往成为箭靶。

加拿大布鲁克大学运动管理学系副教授唐诺利（Michele Donnelly）则说，来自非洲、南亚、东亚的女性，以及非白人运动员，不断被质疑女性身分，“我们没听过有人怀疑白人女性的性别。”

“这是很大的问题，”唐诺利表示，“这让性别检测制度，不仅性别歧视、差别对待，更带有种族主义与民族优越感。”

IOC能够全面禁止性别检测？

IOC主导的“各国际单项运动总会（IFs）”，由各个单项运动的国际组织串连而成，并获得IOC承认为该项目的指导单位。目前IFs的组成，包含世界羽球总会（BWF）与国际足联（FIFA）等组织。

国际拳击总会（IBA）过去也曾获得IOC认可，却因为资金来源、人事管理、赛事公正等争议，在去年遭到IOC除名。奥运与IBA分道扬镳过后，IOC更无法控制IBA的性别检测制度。

从2000年悉尼奥运开始，IOC不再主动审查选手性别。根据IOC在2021年颁布的性别指导方针，在符合相关标准的前提下，运动员应被允许参与最符合自身性别认同的赛事类别。

普渡大学的性别研究学者库奇分析，“符合相关标准的前提”等字句，仍为性别检测留下余地。

库奇表示，这份指导方针固然展现IOC重视包容性与公平性，却没有对强制要求国际体育组织贯彻。库奇表示，IOC可以推出更有力的政策，接纳跨性别与非二元性别者。

库奇认为，性别检测所引发的争议，核心问题在于人们是否认为“一位在生物上、生理上、甚至荷尔蒙组成上异于其他女性的人”仍可以是一位女人。

“当体育赛事被二元划分，一边是女子竞赛，一边是男子竞赛，你必须符合两者其中一项，”库奇说，“这对在二元性别以外的人来说，非常艰难。”

唐诺利则认为，人们可以提出更有创意且更周到的赛事分类。唐诺利举例，既然拳击赛可以用体重级别分类，其他赛事也可以参照生理条件或技术等级来分类。

“不过，”唐诺利说，“我不认为我们能在近期之内，放弃以性别分类赛事。”

新闻来源：德国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