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

“一带一路”与东南亚华文教育

“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和实施,覆盖面广泛,包含政经文教各领域。在教育领域,“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为区域教育开放、交流与融合提供契机。2016年7月,中国教育部发布《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以增进沿线国家地区的教育交流合作,聚力构建“一带一路”教育共同体,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人力资源与智力支撑。

东南亚地区包括“一带一路”沿线10个主要国家,是古今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据点,地理位置优越,东西文明交汇,多元文化互鉴,商贸经济畅通,人文交流荟萃。



东南亚地区是华人华侨聚居之地。早年,中国移民南来,为了承传民族语言文化、培育民族子女,兴校办学,从早期的私塾,发展到现代学校,造就今天东南亚华文教育源远流长,具备从小学、中学至大专院校的完整教育体系。学校模式既有以华文为教学媒介的华校,也有纳入所在国主流教育体系的华校,还有华文补习性质的华校,蔚为世界民族语文教育一道亮丽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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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教育共同问题与挑战

尽管所处的政治、社会环境及所面对的教育政策不尽相同,东南亚各国华文教育却经历相类似的发展过程:艰辛创业、苦心经营、抗衡压迫、深耕建设、改革复兴、创新发展。尽管办学模式多样,东南亚各国华文学校却能秉持民族教育使命,实现教育社会功能的“当地化”;不仅培育了优秀民族子女,也为所在国教育服务、储备人才,深化跨文化教育交流,丰富所在国多元文化教育内涵。

综观东南亚各国华文教育发展历程,不难归纳彼等面对的共同问题与挑战。从宏观层面看,有所在国统合国民教育政策的制约,需要争取法定地位,以确保生存与发展;就华文学校本身的发展而言,则有长期面对办学经费赤字的窘境,合格师资缺口的困境,以及教材教法落后的问题。



“一带一路”倡议的“共商、共建、共享”策略,可资东南亚华文教育发展借鉴参考。其要义是优化顶层设计与加强政策沟通,以为华文教育建设保驾护航。当前中国改革开放,大国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世界范围引发学习汉语言文化热潮,“一带一路”建设即将开创全球化3.0时代,东南亚各国政府对华文教育政策或有所松动。东南亚各国华文教育宜与所在国政府加强沟通,争取纳入主流教育体制,以确保华校获得法定地位,享有官方教育资源和发展支助,华文课程的开设与教学也有法律保障。

为此,东南亚各国华文教育可以成立一个协调合作机构,加强政策沟通,推进教育发展规划相互衔接,实现华文教育融通发展。

和谐包容共同发展

东南亚地区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生态环境,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互鉴互学、交流合作,缔造和谐包容、互利共赢、美美与共的大同世界,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东南亚华文教育课程兼容并蓄东西文明和跨文化教育内涵,华文学校儒家人文氛围、多语言学习环境,是实现这宏伟愿景的重要中介。和谐包容的文化生态,有利于东南亚华文教育与所在国主流教育寻求教育发展最佳契合点和教育合作最大公约数,互利互惠,共同发展。

形塑教育共同体 共赢发展

华文教育是中华语言文化在海外传播的特殊形式,是维系海外华人华侨与祖籍国情感的纽带,也是促进海外华人华侨社会和谐发展的内在动力,更是培育优秀民族子女参与所在国社会建设的主要形式。华文教育因此被誉为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承弘扬的“留根工程”、华人华侨社会繁荣进步的“希望工程”、惠及海外华人生存发展的“民生工程”。

隨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世界华文教育发展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和发展内涵。中国侨务部门正加大力度支援海外华文教育发展,推进华文教育的“标准化、正规化、专业化”建设,支持海外华文学校软硬体建设、教师培养培训、教材编写、课件研发、学生语言水平标准认证。华文教育“标准化、正规化、专业化”建设,有利于形塑东南亚华文教育共同体,直面共同命运与挑战,解决共同问题,实现共赢发展。

促进华文教育与人文领域合作关系

共建东南亚华文教育共同体,有利于促进华文教育与人文领域的合作关系。“一带一路”建设将开启中国-东盟教育合作关系的新篇章。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共同愿景,奠定了教育合作的良好政治环境;贸易的畅通与经济合作的深入,国际化市场的拓展,为教育合作、人才培养创造了有利的经济条件;中国-东南亚铁路建设,海港物流联通,以及其他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条件的改善,压缩了交流交往的时空距离,为教育合作提供了极大便利;儒家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相互间文化认同度高,为教育合作营造了一个难得的人文氛围。

因此,我们可以预见在“一带一路”建设框架下,中国与东南亚华文教育领域的合作将迈入一个新的里程碑。

交流合作,和谐共生

在“一带一路”建设框架下,中国和东南亚可以在语言学习、文化互鉴、留学教育、合作办学、人才培养等教育学术领域扩大和深化交流合作,增能教育共同体,嘉惠东南亚华文教育发展。

1.发展孔子学院建设,加强语言互通与文化互鉴。

近年,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创设、发展的孔子学院,既是世界认识中国、学习汉语言文化的重要平台,也是中国寻求世界理解与包容,促进中外语言文化交流、不同文明互鉴学习的主要桥梁。截至2016年底,“一带一路”沿线已有51国建立了134所孔子学院和130个孔子课堂,注册学员46万人。其中,东南亚8个国家设立了31所孔子学院,计泰国15所,印尼6所,菲律宾4所,马来西亚2所,新加坡、柬埔寨、老挝、越南各1所。

隨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化发展,预计将有更多孔子学院在东南亚国家成立。而孔子学院的内涵与功能,除了原有的汉语言文化学习与传播之外,还将结合投资、建设、贸易、旅游等领域,为所在地提供专门化的文化服务,以加强语言文化融通,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心相通。

2.加强教育政策沟通,夯实交流合作基础。

中国已先后和46个国家与地区签订了学历学位互认协议。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24个,包括东南亚5国(泰国、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高校学历学位互认协议的签订,有助于推进留学教育,开展合作办学,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高水平的人力资源与智力支撑。

此外,“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中国-东盟教育部长圆桌会议”、“中国-印尼副总理级人文交流”等机制和项目的启动,加强了双方面教育政策沟通,促进了全方位、深层次、多角度的务实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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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推进留学教育,拓宽东南亚学生升学之路。

中国已充分认识到发展高等教育吸引国外学生来华留学对国家经济发展、国际人才培养、国际教育学术交流的重要作用,部署了一系列相关的发展策略和行动方案。其中主要包括实施“丝绸之路”留学推进计划,设立“丝绸之路”中国政府奖学金,每年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1万个新生奖学金名额:

●广西推进“留学广西”东盟教育,2016年招收的东盟留学生达9061人;

●海南高校凭借自身优势,为东盟培训热带农业、海洋、食品、旅游、经济等领域官员和技术人员;

●贵州依托“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永久举办地的优势,开展与东盟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高等教育建设交流合作;

●云南民族大学凭借面向东南亚的优越地理位置和多元民族语言文化社会环境,建成“云南省中国-东盟语言文化人才培养基地”。

这些高等教育重点建设项目,为东南亚华文学校毕业生提供了多样化升学出路的选择。

从生源数量看,近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华学生有明显增长趋势。而东南亚各国是留华学生源增长的发力点。根据中国教育部统计数据,东南亚国家来华留学生从2010年的约5万人增长到2016年的8万余人;2016年来华留学人数按国别排序前15名中,东南亚的泰国2万3044人、印尼1万4714人、越南1万639人、寮国9907人、马来西亚6880人。

4.开展境外办学,助力高教国际交流合作进程。

境外办学是中国高等教育“走出去”的战略部署,在“一带一路”建设框架下,中国高校已在境外举办了4个机构和98个办学项目,分布在14个国家和地区,大部分坐落“一带一路”沿线地区。4个机构分别是老挝苏州大学、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云南财经大学曼谷商学院、北京语言大学东京学院。开设专业包括中国语言文学、中医药、中医针灸、工商管理、金融与投资管理、海洋科技、新闻及传播学等。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高校在境外举办的4个机构,其中3个坐落于东南亚地区,所开设专业不仅门类丰富,还适应为所在地设施联通、商贸畅通、资金融通培养专业人才的需要。这对促进东南亚华文教育发展,无异锦上添花。

诚如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校长王瑞芳对媒体采访所说:“分校为马来西亚和其他东南亚国家学生提供了一个颇具吸引力的选择,有利于完善和优化马来西亚高等教育格局,助力马来西亚成为区域高教中心,并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中国培养跨文化国际型人才。”

文:林国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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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一带一路”并非债务陷阱外交?

(柏林30日讯)近年来,有关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是否是“债务陷阱外交”的讨论一直不绝于耳。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最新报告又有新的发现。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hatham House)近日发表研究报告指出,有关中国"一带一路"是"债务陷阱外交"的说法有误,因为支持这种观点的证据不足。

该报告强调,经济因素才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驱动力;中国的发展融资极不成体系、缺乏协调,因此难以追求具体的战略目标;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以及他们的相关政治和经济利益决定了其领土上“一带一路”项目的属性。

“受害者”难辞其咎?

“债务陷阱外交”一词最先由印度学者布拉马·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于2017年提出。当时,切拉尼在一篇题为“中国的债务陷阱外交”的文章中指出,通过“一带一路”计划,中国支持了占据战略要冲的发展中国家的基建项目,手段一般是给予这些国家的政府巨额贷款,于是这些国家纷纷跳入了债务陷阱,导致它们极易受到中国的影响。同年12月,斯里兰卡因无法还债,把汉班托港(Hambantota)租予中国经营九十九年。此事也成为批评人士提到“债务陷阱外交”时最常例举的案例。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报告则指出,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是两个被广泛引用的“债务陷阱外交”的“受害者”,而在这两个国家,最具争议的“一带一路”项目是由受援国政府自己发起的,他们奉行自己的国内议程。 他们的债务问题主要是由当地精英的不当行为和西方主导的金融市场引起的。 鉴于受援国的高层利益受到威胁,中国在这两个国家都面临着消极反应和阻力,虽然程度要比通常认为的要小。

其它质疑的声音

这并非首次有非中国的研究人员对中国“债务陷阱外交”的说法提出质疑。例如,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非研究所所长博黛蓉(Deborah Brautigam)于2019年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称,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债务陷阱外交;它只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她提到,其所在的中非研究所收集的关于2000年至2017年中国在非洲1000多笔贷款的信息,另外,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也从2005年至2019年确认并跟踪记录了中国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超过1400亿美元的贷款。从两所机构的发现来看,“一带一路”的风险似乎常常被过于夸大或歪曲表述。博黛蓉不否认中国的海外放贷方式存在问题,但是她认为“中国政府为了自身利益而有策略地发放债务的想法,并没有事实根据”。

同样是2019年,位于纽约的咨询公司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发布报告称,在以资源作抵押的贷款中,中国缺乏杠杆工具。该报告的作者分析了24个国家内的40起重新协商中国债务的案例,发现只有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一案明确涉及资产抵扣问题。报告以乌克兰为例指出,中国原以为会以粮食运输来偿还的一笔贷款,但是不得不最终诉诸国际仲裁来解决争端,“乌克兰案例显示,尽管中国国力雄厚,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但是解决争端的手段仍然有限,即使与这些小国发生争端也力有不逮。”

风险巨大

正如世界银行驻孟加拉首席经济学家侯赛因(Zahid Hussain)之前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尽管目前并没有太多关于中国贷款的公开信息,但是中国资金还没有到‘债务陷阱’的程度。”

然而,有关批评人士的担忧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德国科隆经济研究所(IW)不久前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中国向海外输出的资金大部分都来自于2013年后的“一带一路”倡议。今年的新冠疫情更是让不少债台高筑的"一带一路"国家雪上加霜。

科隆经济研究所的学者认为,欠中国巨额债务一方面造成了这些国家对北京的经济依赖乃至政治依赖,另一方面,债务本身的违约风险也十分高。对于放贷的中国而言,这同样也是巨大的挑战。研究者也注意到,过去十几年间,中国已经多次大幅减免非洲国家所欠债务。报告因此认为,“一带一路”框架下受援国与中国都面临巨大风险,说明中国模式本身的可持续性存在问题,而这很有可能是中国为其地缘战略崛起所付出的高昂代价。

主要问题及改善建议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在最新报告中也提到一带一路的主要问题:中国通过各种双边关系逐渐零星打造“一带一路”项目。但是双方的政经活动和治理问题造成项目计划不周、管理不当。由此给经济、政治、社会和环境领域带来严重的负面后果,迫使中国调整“一带一路”的路线。

如何提高“一带一路”项目的质量?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建议,中国的决策者应建立一个连贯、综合的决策系统,该系统应具有足够的风险评估能力以及严格、清晰、可执行的规则。 这将涉及解决中国内部的既得利益,特别是商业机构和国有企业种的既得利益。

就受援国政府而言,该研究所建议,它们必须对潜在项目的评估承担更大的责任,以确保其可行性和财务可持续性。 他们还必须发展与中国伙伴进行讨价还价的能力,以确保当地人民从“一带一路”项目中受益。 由于中国继续高度重视东道国的监管,“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伙伴必须加强其法律和监管环境。

新闻来源:德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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