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银行已成功推进其“发展融资最大化”（MFD）策略，方法是让它包含2015年9月国际背书的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SDGs）。

该行也获得了二十国集团（G20）最大经济体的支持，并在2015年中亚的斯亚贝巴第三届联合国发展融资峰会有效地在替代途径中占得先机。

作为“主场秀”的发展中国家，必须要应对“发展融资最大化”的可能影响，方法是做出先发制人和集体的反应，以应对它构成的新挑战。

由于“发展融资最大化”议程把特权给予外资和投资组合流入，多边发展银行（MDBs）应有义务明确显示发展中国家如何得益。

如今已广泛承认，与多变的全球金融市场更紧密的一体化，会有更大的脆弱性和其他可能的负面影响，并减损这种一体化的表面优势。

国际货币基金（IMF）和其他国际金融机构（IFIs）也应为各种政策工具（例如包括资本管制在内的宏观审慎措施）的功效提供意见，以确保中央银行控制国内信用条件。

虽然投资组合流动一般承认为亲周期性，国际金融机构不情愿推荐资本管制，即使推荐，也只在政府耗尽所有其他货币和财政政策选项之后。

在经历资本流动的重复兴衰周期后，许多新兴市场已学习到，必须管理这种流动，才能得益于金融全球化，同时尝试最小化风险。

传统政策未必管用

事实上，许多关注的经济学家相信，货币和财政政策不能充分地应对这种系统脆弱性，还可能在无意间使它恶化，例如：调升利率可能吸引更多资本流入，而不仅是遏止外流。

国际货币基金在无视其《组织协议》第六条、有效回避资本管制数十年后，其近期的意见一直有内在矛盾，即调升利率和紧缩财政政策，而不是审慎地使用“精明”资本管制。

以发展为导向的政府，必须加入熟悉变化中的证券和衍生产品市场的人，他们必须与中央银行合作，以管制跨境流动和管理系统脆弱性。

以发展为导向的政府，如果处于私人融资的主宰之下，尤其当私人融资显得是遵循某种规则、匿名和外来的，这些政府很难务实和灵活操作。

越来越多金融系统围绕证券市场重组，该市场被已使金融奖励和银行商业模式转型的跨国机构投资者所主导。

许多银行已围绕证券和衍生产品市场自我重组，该市场的短期利润显著高于传统替代产品，后者需要高成本培养长期、“信息密集”关系。

阻止发展中国家资本外流

国际金融自由化已使资本进一步外流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剥夺了它们发展经济很须要的资源。

开放资本账户会导致所须的净资金流量从北方“资本富裕”发达国家到南方“资本贫穷”发展中国家，这个经济假想已被证明是错的。

因此，流入全球影子银行（机构投资者、资产经理）的金钱有显著的份额是来自发展中国家。这种资本外流在典型上是归因于跨国企业和富裕个体的税务套利和回避惯例。

通过贪腐和其他可疑手段累积财富的人，还有相当数量的资本外逃。这些财富的不正当来源，鼓励了其在海外的储备。

经常通过贸易不合理定价和其他形式的洗钱等不正当手段非法转移的不义之财，如果在有效合作之下抑制和归还，就大有帮助。

公平的国际税务合作可增加全面的金融资源，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政府而言。

因此，国际货币基金和其他机构应使发展中国家当局能有效实施政策，更成功地动员国内金融资源，以投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

政府担保补贴须透明

“发展融资最大化”途径寻求把财务资源托付于“去风险”证券和其他金融工具，以吸引外来机构投资。

因此，它正在让政府重新导向，以有效担保私人投资者融资“发展”项目所获得的利润，从而有效减少发展项目可使用的公共金融资源。

为了最小化滥用和保护公共利益，多边发展银行反而应确保框架的透明度和问责制，方法是明确可能的财政和其他事项，包括去风险项目的机会成本。

公共利益机构、公民社会组织和媒体应协助政府紧密监管这些成本，让公众充分意识到所牵涉的成本和风险。

（佐摩为政府顾问理事会成员之一。阿尼斯周赫利博士为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研究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