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聆听槟榔屿一场百年遗言】系列一

冠名赞助|槟州旅游与创意经济事务行政议员杨顺兴、槟城环球旅游机构

报道|黎添华、王顺荣

过去的100多年来， 最早将乔治市从沉睡中唤醒的，是把温柔低沉，却又不失响亮的男声。哪怕城里的人都还梦乡，他的一席话却早已随着悠扬的钟声，遍布整个市区，再回荡出末梢的寂静。 

这把“声音”的主人叫谢增煜。当年，这位太平局绅在令吉还没面世时，就以3万5000海峡币独自承建了60尺高的大钟楼，如今谢公不再了，而钟楼也只沦为导游口中为维多利亚女皇登基60周年纪念所建，惟，我们不晓得的是，就算悦耳空灵的钟声已许久未响，但在岁月的百年更迭里，钟声回荡的竟是某种警世的遗言……

来到槟城，或住在乔治市，你必定见过位于土库街和莱特街交通圈处的大钟楼。然而，若将钟楼的秒针逆时间倒流，百年前的故事会让钟楼变得别具意义。这得先从钟楼地基处的一块牌匾说起。 

若靠近钟楼一看，牌匾上清楚篆刻捐建者的名字“CHEAH CHEN EOK”，此人便是谢增煜。1897年适逢女皇登基60周年，各英殖民地都举办钻禧纪念活动之际，殖民政府示意槟榔屿富甲打造钟楼，而当年48岁的谢增煜就独承了这项目。 

然而，谢增煜究竟是谁？稍有了解的或许称他为书法家、点出他靠承包政府鸦片、烟酒及杂货的税银（饷码）发迹，但其传奇的一生却鲜少有人分享。

老鼠嫁女 富贵之兆 

曾有指，谢增煜年幼时独自在除夕夜为家守烛火，期间看见老鼠们一只含住一只尾巴地绕成个圈在大厅内嬉戏，而后告知长辈，老祖母乐得表示这是“老鼠嫁女”的现象，为大富大贵之兆。 

无论这段传说是否属实，也不管当年谢增煜是否编故事，但可以肯定的是，长大后的他确实发迹了。除了娶下著名侨界领袖胡泰兴之女外，也担任工程局议员、华人参事局参事，更出任烟酒局总管长达25年，逐渐成了钜富。 

我们无法想象当年谢增煜有多富裕，但若从独立初期3分钱都能买到一碗面的情况来看，能在120年前豪掷3万5000海峡币造钟楼，其富甲一方的程度可见一斑。

女皇无缘聆听钟声 

尤为一提的是，虽说为了女皇登基而造，但历经签约、设计、绘图、进图等过程后，钟楼最终才于1902年竣工，而女皇则在钟楼竣工前一年逝世，无缘聆听钟声的悦耳。倒是过去的120年中，从战争到独立；从政权更替，到时代兴衰，钟楼都在默默地见证这里的枯荣。 

维修管理钟楼30年的阿末夫兹透露，过去钟楼每到整点就会传出悦耳的音乐，然后再依据钟数敲出钟声，尽管十几年前就已经停止声响，但未曾停止过的秒针却仍为这片土地计算着年岁。 

“百多年的零件真的很难找了，庆幸的是，它的秒针还在走着，槟城的发展也不曾停过。”

阿末的说法让人颇有感触。尽管谢增煜将自己的一生停格在70岁，其名字的维度却仍随着钟楼的秒针延绵至今。 

钟楼回荡华社遗言 

对游客来说，如今钟楼只是打卡胜地，但对曾任槟城研究院历史与古迹研究组主任的黄裕端副教授而言却有着更深意义。 

首先，从谢增煜向英殖民献钟楼的举动来看，不难看出上世纪商贾们十分了解利益关系的运作，同时也体现出上一辈权衡地域政治的智慧。这也是为何钟楼看似西式，但顶楼却有着印度回教风格设计的圆屋顶，若没进一步了解，恐怕也不晓得是华裔献捐的。 

拥有澳洲国立大学历史系博士的黄裕端目前为新纪元大学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他认为，钟楼的矗立也是当时地方华人身分认同的展现。其中，钟楼看似纪念女皇，同时也表现出当时华人对英殖民的效忠。但若深入研究，你会知道谢增煜其实也心系中华，除了对中国多次捐款，也在本地建庙造公冢，骨子里不忘宗，没忘本。 

黄裕端的说法不是没有根据的。土生土长的谢增煜虽然祖籍福建，却从小受英文教育，甚至还在外国洋行出任要职。

不谙中文 学习书法 

此外，他虽然不谙中文，但又对书法极感兴趣，所以经常从路旁长辈那学习书法，甚至最后学会中文，更成为一位出色的书法家，其中槟城谢氏世德堂仍有能看到谢增煜苍劲豪放的笔韵。他对推动佛教也不遗余力，极乐寺如今仍在游客止步的某处安放着他的塑像，贡献与地位可见一斑。 

此外，当东西文化熏陶灌溉之际，作为峇峇的谢增煜也深受在地习俗影响，然后融汇出一种独有的存在，不少他的照片就多以戴西帽蓄胡子，却又穿唐装，一些峇峇配件更混搭出特有的当代范儿。显然的，无论是外表抑或功绩，谢增煜都在在地反映出当年华社在红花国度上，是何等的多元与独特。 

如今，钟楼不仅是华裔先贤贡献这片土地的最有力证明，同时也提醒着我们勿忘自我身分认同。那是种活出世界大同，却又不向任何国家献媚的傲骨；立足本土多元，却又不因任何差异而尴尬的定位。

细水长流的见证 

若钟楼是谢增煜为槟城华人留下的遗言，那槟岛2处的喷泉则是另一场百年絮语，而说话的，是槟榔屿另一位太平局绅辜上达 。 

谈起辜上达，或许得先提提其祖辈辜礼欢。辜礼欢不仅是槟榔屿首位华人甲必丹，更曾被槟榔屿开埠者莱特誉为“最可敬的华人”。作为后辈，辜上达也十分杰出，毕业自大英义学的他，曾在从商前出任槟城高庭书记，而瑞典咸爵士更称他为“槟榔屿最重要的华人”。另外，他也曾出任槟榔屿工部议员。 

本报向文史工作者张少宽了解发现，辜上达也是个热心公益之士，如今亚逸淡蓄水池的地段就是辜上达捐献的，而南华医院1884年成立后，辜上达也曾和其余11位闽籍乡贤负责新推交代总理一事。

无法想象  当时豪华

不仅如此，学校、宗祠、庙堂都有他出钱出力的记载，如今的槟州大会堂更曾是他的豪宅。当年豪宅竣工后，适逢爱丁堡公爵入住，因而取名为“爱丁堡宫”。只是豪宅已经改装成了礼堂，无法想象当时的豪华程度。

辜上达还留下的，莫过于浮罗山背大路及旧关仔角市议会厅小公园处的喷泉，尽管很多到过槟城的人，或当地人都见过这两处喷泉，但鲜少有人知道这2座喷泉的历史其实比钟楼还要悠久。 

其中，旧关仔角的喷泉建于1883年，迄今有139年历史，而向来被誉为发展脚步较迟的浮罗山背，其喷泉建于1882年，换言之今年正好140年，比钟楼早了整整20年。 

有指2座喷泉都是献给英殖民政府的。不过，若你走近旧关仔角的喷泉，139年历史的字迹仍清晰地以英文告诉你“献给槟城百姓”。至于浮罗的喷泉则为纪念海峡殖民地总督威尔德爵士造访槟榔屿时，辜上达邀请爵士到浮罗山背而建。不难发现，与谢增煜一样，辜上达同样对英殖民政府、祖籍国中国，乃至于身处的马来亚给予尊重，绝不因任何个人利益、或政治倾向，就偏向任何一方，而是真正活出一个多元身分，没有标签、也拒绝标签。 

据张少宽引述当地人说法表示，旧时喷泉曾有古式吊灯，而石狮口中流出的水，能方便马匹饮用。已无法确定这说法是否准确，但辜上达的生命确实正以另一种方式延绵着，不曾因他77岁的告别而停止。 

如今，旧关仔角喷泉因周边发展的缘故而略显隐蔽与失色，浮罗山背喷泉则因为周边店屋与路段开放，意外地成了娇小却霸气的交通圈。但，因为了解辜上达的事迹，我们从此多了份深刻体悟，喷泉也不再只是喷泉如此纯粹，而是极具时代意义，以及缅怀价值的一种珍贵存在。 

时代记忆有他们，发展脉络存基因

在采集相关资料时，曾不止一次自问，若当年辜上达不曾打造喷泉，而谢增煜的钟楼也挨不过日据的战火摧残的话，那现在的我们还会知道他们吗？答案或许令人惭愧。 

即便这些建筑保留了下来，但我们也不见得记得这些名字，对他们的认识，更可能只停留在表面。这也是为何，他们的名字需要重新被唤起，而他们所给予后世的启发，更应该被听见。如此，这些百年遗产才不苍白，而槟城也绝不空洞。

发展脉络留下痕迹 

如今，辜谢两人的名字或许已经不在后世的认知里，但，时代的记忆有过他们的曾经，而槟城的发展脉络也少不了他们的痕迹，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多元且包容性极强的基因，仍在我们的身分认同里，让我们能骄傲且笃定地宣示着自己的存在。哪怕许多国内外的势力，仍不断侵蚀我们对红花国度的归属，左右着我们对家园的认同，但正因为这些先辈，我们才能在风雨飘摇的政治环境中站得坚毅，活得笃定。 

下回造访槟城，不妨放慢脚步地细数钟楼的秒针，或看看喷泉里的水吧。滴答的瞬间，你也许能听见先辈们百年前所留下的遗言，而这，也是它们仍屹立在此的原因，因为他们知道，正在看着这段文字的你，必定珍惜他们留下的叮咛，那是场温柔却又极具力量的遗言。

明日：槟城的三轮车究竟是谁定出雏形的？为何说他是菩萨之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