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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最富有家族之一 6岁开始培养继承人?

报道|洪诗迪  图片|互联网

不久前,彭博社公布了“全球最富有的25个家族”。有趣的是,涵盖包包、香氛和高跟鞋等产品的奢侈品集团的家族就挤进了两家!其中,爱马仕(Hermes)的排位最高,位居榜内第六富有家族,排名第七是香奈儿(Chanel),而去年排名二十三的雅诗兰黛(Estee Lauder),今年则跌出榜外。

根据彭博社透露,爱马仕的总财产为639亿美元(约3709亿令吉),香奈儿为544亿美元(约2306令吉),相较之下,两家族的总财产都比去年的增加了,但排名都分别下跌了一名;本期〈时尚经济〉要探讨的是撑着爱马仕背后的家族,为何能成为全球最富有的家族之一?

成功,绝非偶然或幸运,从爱马仕创办人泰瑞爱马仕(Thierry Hermes)在早年打下的稳固根基,以及五代传承的“锦上添花”都是重要关键。

1837年,是一个没有汽车的年代。当时,大部分人都饲养马匹,泰瑞爱马仕就看准商机,在繁华城市开设了一家马具专营店,专门给贵族做马车配件;没错,打从一开始,他就把品牌定位在奢华消费,而且也不是现在的爱马仕才需要排队等,那时候就要排队等才能买到。

 第一代继承人:

1878年,泰瑞爱马仕唯一的儿子查尔斯埃米尔(Charles-Emile Hermes)继承了马具店,他将品牌带向欧洲各地也开启了零售业务。 

第二代继承人:

1902年,在汽车工业崛起的年代,查尔斯的小儿子埃米尔莫里斯(Emile-Maurice Hermes)逐渐地拓展品牌的产品线,最成功的产品就是丝巾。 

第三代继承人:

1951年,仅有4个女儿的埃米尔将继承权交给两位女婿,包括罗拔杜马斯(Robert Dumas)和让雷内格兰德(Jean Rene Guerrand),这也是目前掌控爱马仕股权的三大家族都不姓“爱马仕”的原因。这时期的品牌开始迈向另一高峰,很多人气包也开始出现,譬如凯莉包(Kelly Bag)。 

第四代继承人:

1978年,罗拔杜马斯儿子让路易杜马斯(Jean Louis Dumas)成为下一代继承人。在他执掌的30年,爱马仕已发展成一家年收入超过10亿美元的奢侈品集团,并在1993年顺利上市。品牌引以为傲的“铂金包(Birkin Bag)”就是出自他的手。 

第五代继承人:

2012年让路易的儿子皮耶艾力克西斯杜马斯(Pierre-Alexis Dumas)和侄子艾克瑟杜马斯(Axel Dumas)一起任联合总执行长;2014年,皮耶继续担任艺术总监,艾克瑟则担任总执行长。

目前掌控爱马仕股权的三大家族,包括杜马斯、格兰德和毕奇(Puech)。

为何代代都优秀?

“继承”对爱马仕来说,并非单纯将家族企业交到下一代手中,重要的是看"能力";所以爱马仕的继承候选人,据称6岁就要开始接受系统培养。如何培养?

6岁开始:延迟他们的满足感,培养强烈的责任感。

10-14岁:评估他们的个性和赚钱的兴趣,开始告知他们将来的责任。

21-30岁:发放一点权力,让他们拥有探索的空间,由现任继承人负责指引。

没错,不仅要打小培养责任感,爱马仕的继承候选人还要经历一段学徒期,以艾克瑟杜马斯为例,他曾在3所大学进修过,其中包括哈佛商学院。毕业后,曾在北京、巴黎和纽约任投资银行家,2003年才加入爱马仕从事审计工作,之后还去过珠宝部和皮具部。

难得的是,爱马仕的继承人都深知继承的是“责任”,而不是“权力”,正如艾克瑟杜马斯曾说过:“我只是家族下一代事业的保管者”,也正因如此,爱马仕家族不曾发生内斗(至少表面没有),才能让家族富有超过六代,不像华人常说的“富不过三代”。

家族团结 守护家业

简单分析,爱马仕的成功秘诀,分成3大关键,包括独特的运营模式、继承人的培养制度和高度的家族团结。其家族管理模式有4大较突出的特点:

1集团董事会主要由家族成员构成,以确保家族成员对集团的影响力。

2涉及重大的决策或变更时,一定要有75%的通过率才能执行,即采民主集中制的管理模式,而非“一言堂”。

3对工匠精神的高度重视,视他们为家庭一分子而不是工人,让他们感觉是自由地生活在爱马仕里,自由地发挥创意和实践创新。

4爱马仕没有市场部,也不针对市场调研去创作,每一个新品的研发,均是一个深思熟虑的缓慢过程。

“LVMH”股权争端

若说到“高度的家族团结”,最经典的一个风波就是与最大奢侈品集团“LVMH”的股权争端。对,LVMH的总执行长伯纳德阿诺特(Bernard Arnault) 一直有意要收购爱马仕,并用尽各种方法秘密购进爱马仕股份,直至2011年,他已持有23%的股份。这做法彻底惹怒了爱马仕家族的成员,为避免股份继续被阿诺特蚕食,他们成立了“H51”控股公司,将50名后代约51%股份集合一起,以合同约定在未来20年都不能出售,以此确保爱马仕家族的绝对控制权,唯有第五代的一位家庭成员没有参与。

这位家庭成员正是持有6%股份,目前在家族成员中属最大私人股东的尼古拉斯毕奇(Nicolas Puech);他从一开始就反对成立控股公司,他认为对保护爱马仕不被收购没有实际意义,每个人的自由就是家族长久团结的最好保证,但他强调自己绝对是站在爱马仕这一边的。

[趣知识]

1. 包包

爱马仕最有名包包,分别是“铂金包”、“凯莉包”和“康康包(Constance)”。 特别是铂金包,常创下世界最贵拍卖价记录,以佳士得拍卖行为例,曾拍卖过最贵的5款包包,铂金包就占了3个、凯莉包也有一个。

截止目前,拍卖市场的纪录,最贵是一只喜马拉雅铂金包,以尼罗河鳄鱼皮打造(镶钻款),拍卖价是37.9万美元;在二手市场则是50万美元(约209万令吉)。

2. 拉链

你知道爱马仕是首家把“拉链”运用到时装上的品牌吗?当年的埃米尔莫里斯,偶然发现了欧洲人都不认识的拉链,并设法取得拉链的独家使用专利权。1920年,品牌给威尔士王子做了第一件拉链夹克;而第一款使用拉链的包包,则是“Bolide”保龄球包。

3. 橘盒子

要说爱马仕更具辨识度的特色,应该是经典的橘盒子和购物袋。但以品牌的高奢定位来看,一般都会选择华贵的黑、白或金色,为何偏偏选的是亮橘色呢?原来啊,这一切都是场“美丽意外”。

1945年之前,他们家的包装盒确实是奶油色的纸盒配金棕色的边框和字体,但因二战影响,奶油色纸盒严缺,所以就被迫在剩余的纸盒中选择不怎么受欢迎的橘色。没想到在配上缎带装饰后,“橘盒子”却意外地深受贵妇们的喜爱,并一直延用到现在,成为品牌极具存在感和辨识度的代表色;就像“蒂芙尼蓝”一样,不需要细看品牌标识,远远一看你就知道那是“爱马仕”。

反应

 

国际财经

LV北京旗舰店迟迟不开 中国奢侈品困境加剧

去年6月访问中国的时候,LVMH总执行长伯纳德·阿尔诺在北京实地考察了该公司顶级品牌Louis Vuitton计划于2024年上半年开设旗舰店的地方。

一年多过去了,这栋五层楼高的建筑物仍然处于被围挡遮盖的状态。据知情人士透露,这家店最晚可能要到明年才会开业。

如此重要的项目进展缓慢,反映出了LVMH等欧洲奢侈品公司在华面临的挑战。在严格的冠病疫情封控解除后,中国市场需求不增反降。令人失望的局面,使得这些品牌的市值自3月以来缩水了约2510亿美元(约1.10兆令吉)。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滑坡还将继续。据知情人士透露,爱马仕的销售罕见地降低了对客户"配货"金额(爱马仕一包难求,只有消费金额达到了一定门槛才能获得购买资格)的要求。包括开云集团和博柏利集团在内的公司,正在诉诸至多打折50%的手段清理库存。

销售主管们过去习惯于被客户缠着要最新产品的介绍,现在则很难让VIP们回电话。为了吸引中国的豪客,LVMH掏腰包请一批中国客户飞去巴黎观看夏季奥运会。咨询公司Digital Luxury集团的数据显示,经过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奢侈品市场今年料将至多萎缩15%。

担忧永久低迷

在中国经济难以走出全国性房地产危机泥淖的背景下,这种下滑具有一定的周期性色彩。但更让欧洲奢侈品巨头发愁的是,需求发生永久性转变的迹象。国家主席习近平领导的中国政府反腐、促进收入更平等分配的运动,让炫富成了一件不仅不合时宜、而且还可能有危险的事。

与此同时,年轻的中国消费者越来越多地将钱花在旅行等体验上,而不是身份象征上。

“不利因素包括政策驱动的‘奢侈品羞耻’和经济挑战,后者导致可支配收入增长放缓、财富效应减弱,”法国外贸银行高级经济学家加里吴(译音)称。

“对于许多人来说,在这个时候炫耀自己的财富可能并不明智。”

Louis Vuitton未来的这家旗舰店位于三里屯的太古里。旁边的两栋建筑则分别租给了LVMH旗下的Dior和Tiffany,开业时间尚不清楚。记者多次联系LVMH置评未果。

太古地产发言人表示,Louis Vuitton店的建设正在按计划开展,旗舰店在建期间,该品牌于9月在太古里另一处开了一家临时门店。

该发言人表示,太古对中国内地的奢侈品零售市场仍然“充满信心”。

爱马仕发言人表示,该公司没有设置消费门槛。

需求爆发期已逝

LVMH和开云集团等公司已向中国投入了数以十亿美元计的资金,以满足中国经济繁荣时期不断增长的需求。根据咨询公司Bain&Co,2011年-2021年间中国奢侈品市场增长了约四倍,达到4710亿人民币(约2885亿令吉)。

史蒂文·安(译音)回忆起上个十年里,他作为一家公关公司的高管在上海出席活动时,每个人都穿着奢侈品。

“那些年,你会发现你周围几乎每个人都穿着至少是‘LV级别’的服装,”身为时尚咨询公司Chi Design创始人的安氏说。“爱马仕、香奈儿和LV是最常见的品牌。”

但现在,需求正在下降,事实证明,对后疫情时代将出现支出热潮的预期落空了。

欧洲名牌几乎都中枪

开云集团警告称,其年度利润将降至201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受中国放缓影响,该法国集团旗下的最大品牌古驰(Gucci)第三季度可比销售额大跌25%。

LVMH报告称,亚洲除日本的销售额同期大降16%,降幅较前一季度的14%有所扩大。

LVMH财务总监让·雅克·吉奥尼上月在业绩电话会议上表示,中国内地的消费者信心现在回落至冠病疫情期间创出的历史低点。

瑞士9月对华手表出口额同比重挫50%,令江诗丹顿和万国表背后的历峰集团集团、拥有欧米茄的斯沃琪集团等公司面临压力。

化妆品也未能幸免

化妆品生产商也未能幸免。欧莱雅公布,上季度北亚地区可比销售额下降6.5%,该公司表示,中国美容市场继续恶化。雅诗兰黛撤回全年业绩指引,部分原因是中国需求疲软——当地三季度销售额出现了两位数的下降。其股价创纪录大跌。

销售额下滑反映了中国市场情绪的显著转变。

低调成为社会主旋律

“现在的主旋律是‘低调’,这一定程度上是出于社会原因,”Weinberg资本伙伴的创始董事长兼开云集团董事塞尔吉·温伯格9月接受法国电视网络BFM Business采访称。“大表、名包、看得见的东西都被抛弃,以保持社会团结。这是行为上的一种变化。我不知道这种情况会持续多久,但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一点。”

北京方面加大了反腐力度,落马的高官数量连续两年创下纪录。此前风光无限的金融和科技行业也被整顿。

然而,反腐可能只是一部分原因,因为自习近平十多年前上台以来,反腐就是他治国的一个标志。

黄金时代落幕

随着房地产市场进一步下滑,消费者越发悲观,对经济的担忧成了核心情绪。

黄金时代已落幕,社交媒体用户称现在是“历史上的垃圾时间”。

46岁的可可李(译音)过去每年都会在奢侈品上花掉大约60万港元(约33.82万令吉),约占她收入的20%。丢掉了在香港的跨国公司高管职位后,她改掉了这个习惯,并把自己的一些爱马仕手袋挂在内地网络平台上出售。

“过去,我遇到喜欢的奢侈品就会毫不犹豫地买下来,”李氏说。“我现在没有什么特别想买的东西,因为我不知道未来的收入在哪里。”

咨询公司Luxurynsight总执行长乔纳森·希夫尼表示,奢侈品在中国“的重要性正在减弱,尤其是对中等收入群体来说”。他还补充道,该公司的数据显示,四分之一的中国消费者认为西方品牌的吸引力不如12个月前。

过度扩张也是原因之一。

“起得太快,塌得也会很快,”奢侈羊绒生产商Brunello Cucinelli SpA的创始人兼执行董事长布鲁内罗·库奇内利称。“在中国这样一个高度互联的国家,这种风险正变得司空见惯。”

哪些品牌逃过一劫

事实证明,有几个品牌更具韧性。爱马仕第三季度在包括中国的地区销售额增长1%,尽管增速不及预期的2.3%。

爱马仕首席财务官埃里克·杜哈尔古埃告诉记者,尽管在华增长放缓,但爱马仕的业绩还是挺住了,因为最忠实的客户仍然会大手笔地购买最昂贵的产品,如珠宝、手袋和成衣。

Prada同期在亚太地区的销售额增长了12%,日本销售额因游客支出而增长了48%。该公司持续胜过竞争对手,这要归功于其姊妹品牌Miu Miu的成功,它深受Z世代消费者的欢迎。

投资者正在观望,中国的刺激措施是否有助于提振需求,不过目前尚无证据表明这一点。根据百度,在10月初的国庆长假期间,中国各大商场的客流量同比下降了18%。

即使经济好转,购物者对奢侈品价值的看法也不太可能跟以前一样。

不再热衷品牌

上海零售业咨询公司BrighterBeauty的总执行长杰西卡·格里森表示,有抱负的中国人“不再需要品牌来定义他们的快乐、不再需要标签来证明他们有钱,而把钱用在了对自我、健康和娱乐体验方面的投资上,我认为这种趋势不会逆转。”

张彤(译音)过去每年至少要花上10万元人民币购买Gucci包、限量版Air Jordan运动鞋和漂亮的礼服,因为她试图模仿中国成功人士的惯常做法。

“当时我没有太多自己的思考和判断,”现年24岁、居住在上海的张氏说。“我只知道有一条标准道路可以遵循,穿着或表现得像个很酷的人,所以我只是照着做。”

现在她正在攻读博物馆学博士学位,喜欢一件朴素的T恤、大学免费提供的一个帆布包和一双Crocs鞋。显酷不再意味着炫耀大牌、追求某种职业,而是在社交媒体上有个好故事可以讲。

“穿得很贵已经不够了,”BrighterBeauty的格里森说。“中国消费者发现,具有买更多东西的能力,并不能带来更多幸福感或成就感。”

来源:彭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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