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下议院在本届议期的最后一天通过了《公共卫生烟草与吸烟管制法案》。这本应是一项无争议的法案，因为吸烟对健康有害应该已经是社会上的共识，但引起不满的，是法案在审议过程中被删除的一些所谓“世代禁烟”条文，原意是要禁止在2007年或之后出生者吸烟，来釜底抽薪地断绝国人的吸烟习惯。

前卫生部长、现已不具有议员身分的凯利，在自其部长任内至今就对这“世代禁烟”条文极为执着，认为不但改善国民健康，也因以后无需治疗因吸烟所引发的疾病，而可省下不少公帑。

但青年及体育部长杨巧双或许是以其法律专业的角度来看待这条文，认为它可能违宪，所以不应被纳入法案。作为政府当然法律顾问的总检察长拿督阿末特里鲁丁，看来也同意杨部长的看法，认为这“世代禁烟”条文可能会违宪，所以应从法案中剔除。

或烟草业者游说结果

这说法马上引起了社会上的一些批判，认为除了总检察长的法律意见外，“世代禁烟”条文被剔除，应该也是烟草业者落力游说有关当局的结果，是罔顾公众的健康利益。国会卫生、科学及革新特委会主席兼古晋国会议员俞利文站出来说，游说本身是没错的一种政治行为，也是议会民主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我国，游说政治人物同意一些法案与否，其实应该也算是由来已久，只不过一向来是在非正式，甚至隐蔽的情况下进行。如一些政客的商界友人，认为某项法案对其行业的发展具有负面影响，可能也会请政客吃顿饭，席间对政客“晓以大义”等，但这不免就会让人产生“政商勾结”的刻板印象。所以，游说长期以来都带有负面的含义，让人觉得是龌龊、维护既得利益的云云。

我觉得俞利文的说法没错，因为游说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业者、民间对立法的意见反映，但是应该秉公处理。如在我比较熟悉的美国，游说就是一个极为成熟的行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会山庄不远就有一条著名的K街，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游说公司。

美国法律规定，“说客”必须正式注册为说客，也让全世界都知道他们是代表着某个行业利益的说客。游说过程中的各项开销等都必须透明、公开。如此，“有心人士”立刻可以查到，某位议员是与某位说客或某家游说公司曾接触，对其有关投票记录也就得以理解了。如某位议员看来是会被说客所影响的，那么选民以后要如何投票也就心里有个底了。

应法院定夺是否违宪

另外，也有议员认为，“世代禁烟”条文违不违宪，不应该是由总检察长说了算，而是应该在被通过后如有一些方面不服者可入禀法院，再由法院来定夺违宪与否。这个说法也是正确的。

我国师承英国三权（立法、行政、司法）分立制度下，一项法律或行政决策违宪与否，的确是由法院行使其所谓司法复核权来定夺的。如英国政府之前要把难民申请者遣送到卢旺达，被入禀法院要求司法复核，结果就被最高法院判为违法（因为英国没有成文宪法，所以没有违宪之说）。这些都是值得我国参考的一些经验。

看来有关“世代禁烟”的争论，以后应该也还会是不时浮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