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灼见】宗教监管政策:本末倒置/黄詝瀚
美国禁酒令，又称禁酒时期，是历史非常有色彩的时间段。从1920到1933年，美国宪法第18修正案禁止酒精饮料的生产、进口、运输和销售。此法案得到当时立法者的压倒性支持，并以 68% 的绝对多数通过众议院（相当于我们的下议院）和76% 的绝对多数通过参议院（相等于我们的上议院）。此外，美国48个州属里有46个州批准沃尔斯特德法案（Volstead Act）。
当时的事态发展，似乎是不惜一切代价反对酒精饮料。虔诚的新基督教徒激进分子借用杜绝社会问题如酗酒、家暴等发起反对运动，带动社会共鸣来压下政治力量。推动禁酒令的势力以道德健康之名，获得全国基层人民的回响。
禁酒激活走私黑帮
可惜，随着禁酒令的全面执行，非但没有减少酒精消费，更大大活跃了私酒市场，私酿猖獗、假酒泛滥，甚至间接导致饮酒的人民失明或死亡。此外，政府也大大失去税收，转换成犯罪集团的收入来源。
正是这个时代，传奇黑帮人物如阿尔·卡彭（绰号疤面）和乔治·莫兰（绰号疯子）崛起，并在历史上留下狂野事迹。阿尔·卡彭经营的犯罪集团因称霸走私酒供应链和控制非法酒的市场，获得丰厚收入。他利用这个时期壮大扩展业务，成为芝加哥犯罪集团的创始人和老大，后人普遍称之为“禁酒时期的黑帮”。鉴于弊大于利，在1933年12月5日，禁酒令最终通过第21条修正案被废除，正式为这个禁酒时代画上句点。
近来，我国随“Timah”威士忌换名风波后，又来了一个餐馆咖啡店被迫申请酒牌执照的续集。虽然酒牌规定在1976年国产税法有注明，但从国家独立以来，餐饮业者卖酒从来不需要申请酒牌。在90年代初，也有政客鼓吹政府执行这项措施，但最后在多名政党领袖的协助下，成功让关税局发出延后落实的通函。
如果这项措施真的落实，全国1万5000间餐厅和2万间咖啡店都会受影响。最后，不但业者收入遭受打折，政府的税收也一样减少。
目前，我国烟酒领域的进口关税和消费税在世界排行“名列前茅”。多年以来，我国的烟酒不但没有因高税额而减少消费，反而在走私市场占了龙头地位。更为重要的是，国人把钱都花在贵酒贵烟，减少消费其他物品的能力，经济也受影响。
这逻辑和国产车宝腾的保护主义政策，导致人民需要花费大量积蓄或贷款举债买贵车，而不是用于其他消费刺激经济，极度相似。
宗教不该凌驾国策
另外，大马的宪法确保国家本质上属于世俗国家，非宗教国。可是，烟酒遭政治化的事件不断闹得满城风雨。无论是前首相丹斯里慕尤丁的政府，还是现任首相拿督斯里依斯迈沙比里，宗教主义政策无疑成了常态。其实，以上历史已经证明，宗教主导的监管政策，是本末倒置的做法。
100年前如此，100年后亦如是。
个人信仰，在拟定国家政策时——特别是像我国多元种族的构成——是不该纳入考量的。同时，在国家经济急需复苏的节骨眼，这些无谓和无聊的规定或新法令毫无帮助。如果一味让政客的个人企图推动政策，最终会把国家推向不归路。监管的反效果，或许最终会带来不可逆转的损害。既然有了前车之鉴，为何视而不见？
【灼见】唯我独尊,前车之鉴/胡逸山博士
在我国的宗教与族群课题千丝万缕，难以清楚分割开来的政治社会大环境下，近日发生几起涉及宗教与种族的事件令人颇为担忧，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譬如有改教的电台主持人轻藐地模仿其原有宗教的一些仪式动作，来与其同事们共享取乐，导致主持人与所属电台皆被罚款。又有大叔许是自封宗教警察，认为他族人士没有遵照大叔自身的宗教信仰的饮食规定，而强行要讨看后者身分证并掌掴后者。视频流出后大叔被刑事检控，其认罪竟还是带有明显不服气的附带条件，导致承审推事依法不接受其认罪，判其以“释放不等于无罪”，而后检方火速将他重新提控。
还有政党召开代表大会时，竟有党代表莫名其妙地公开询问所使用的麦克风是否符合个别宗教的卫生规定，导致党的最高领导人也不得不出面警告此代表不要闹事。而最新的是，有商家向公家购买土地来建设宗教膜拜场所，虽然该地已有运作多年的另一宗教膜拜场所，好像后者正被说服迁离中。
凡此种种，前两起的有关当局快刀斩乱麻地迅速处理，以及第三起的当机立断马上谴责皆可圈可点，但最后一起则看来还会颇为棘手地演变下去。
视自身宗教至高无上
但如更进一步地抽丝剥茧这几起事件的肇因，当属一些方面把自己的宗教信仰看成至高无上，要不就是轻视他人的宗教习俗，要不就是要把自身的宗教习俗强加在他人身上，再不然就是要蓄意、令人不明所以然地挑起宗教敏感，或认为自身宗教的需要是理所当然地凌驾于其他宗教之上等等。
如此的唯我独尊、目空一切的态度，如果蔓延开来，甚至成为政治社会的主流，那对于多元宗教、多元族群、多元文化的我国各社群之间的和谐共处，是颇为不利的。
如以上最后一起事件，就让我想起这几十年来在印度一些地区的数个不同宗教信仰的族群，好像就是挑衅性地故意要把新的宗教膜拜场所盖在另一些宗教膜拜场所上。结果导致几个涉及方武斗起来，死伤无数，令人不胜唏嘘。
全球种族冲突频仍
当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我在联合国工作时，就时有听闻前南斯拉夫在瓦解分裂成好几个小国的过程中，因为各国宗教与人种的差异，竟然发生了内战与跨国干预战，甚至还发生种族灭绝与大屠杀。其中塞尔维亚前总统米罗塞维奇，下台后也因这些战争罪行与反人类罪行，被引渡到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庭受审，后来死于狱中。所以菲律宾前总统杜特蒂被引渡到海牙，其实也不是涉及前元首的第一宗。
去年我到过非洲的卢旺达公干，也有机会参观其大屠杀纪念园。那里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在100天内屠杀了100万人！而主要的原因就是族群之间的高度敌视。
我在近30年前也曾被派到斯里兰卡去公干，那时当地内战打得铺天盖地，路障、机枪、高射炮等街头街尾举目可见，主要的原因，也是种族歧视在作祟，导致两大族群兵戈相见。
想起这些在世界各地的宗教与种族冲突的前车之鉴，而一股在我国吹起的越来越极端，越来越理所当然的风气，还能不让人担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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