灼见

【灼见】教育减负的反思/吴浚生

今年六月,教育部宣布将从今年起取消中三评估(PT3)考试。

这是我国版本的“减负”政策最新一步,即减轻学生学习的心理负担,希望可以因此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达到更好的学习质量,完成向“素质教育”转型。

这主要呈现在减少课业,废除各项考试的政策,转而提倡个人化评估。比如,笔者上华小一年级的孩子,现在基本上回家并没有什么功课。

从读书变成拼家底

然而,此举的褒贬不一。反对者的逻辑是没有了学校对学生学术水准的施压,中低层的孩子的竞争将从单纯的上学读书做题,变成了比拼家底。

由于评估的开放性,赛道变得更宽了。

以前申请好学校和奖学金可能只是比拼考试分数,现在,没有了统一的考试依据,学生比拼的将是会不会弹钢琴、有没有玩过机器人技术、能不能编程等等。这些“玩意儿”对底层孩子来说,根本不知从何下手。

没有请家教或者去各种培训班的孩子,有更大的可能在整体教育水准上大幅度落后,导致阶级更加固化。

底层出身、然而天资不低的孩子,也许因此就失去了许多各种未来的可能。而父母警觉性较高的中层家庭,则得承受更多的经济负担,让孩子参加各式各样的培训班。更有甚者,硬着头皮也要把孩子送往收费高昂的私立学校。

从前,从国家层面来来看,私立学校始终是不同赛道,尽管顶层和中下层的距离拉远,由于大部分孩子还是选择到政府学校上学,总的来说对大局影响不大。

然而过去数年,私营教育机构发展蓬勃。各类国际学校、私立学校、家庭学校等收费高低不一的选项,吸引了许多不愿意把孩子送往政府学校的家长。

考试翻身时代不再

废除考试,使得政府学校失去了和私立学校的区别。然而在各方各面,政府学校能够提供的素质教育和私立学校差距还是很大的。

在中国被称为“小镇做题家”的穷孩子们,以前还能靠着自己的吃苦和努力,通过政府考试在升学赛道上跑赢家境较好的孩子。现在,靠考试翻身的时代可能已经过去了。

如若大环境趋向繁荣,达到西欧北欧那种经济高度,从事大多数行业都可以有稳定的收入和生活,那开放式的教育可能效果会很好。

然而,在贫富差距甚大的马来西亚,竞争力弱的群体就免不了受到最猛烈的冲击。如若学校继续减负,“寒门出贵子”这以前并不少见的现象,对10后的中底层孩子来说,会不会变得更加虚无缥缈?

反应

 

言论

教育和阶级隔离/吴浚生博士

8月初,哈佛教授拉吉·切蒂带领的团队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关于“社会资本”的有趣论文。

在这里,“社会资本”可简单地定义为社会和人际网络带来的资源。论文中通过分析面簿210亿个用户的社交网络,研究团队发现跨阶级互动,与儿童摆脱贫困的机会密切相关。

这种互动不仅仅是因为认识某个“大人物”给引荐工作,而是从小就在一个跨阶级交流和联系相对紧密的环境长大。

换句话说,如果孩子们在一个相对开放的环境中成长,将有更多的机会和不同阶级的人互动,能够有更多机会塑造不同的世界观。比如说,如果一群孩子自小就见过许多大学生并有机会长期互动,即使本身家庭比较贫穷,这些孩子们把上大学做为人生目标的可能,将比从来没接触过大学生的孩子们高许多。这现象或许就是平时大家所谓的“眼界”。

笔者在小学一年级时,级任老师就曾要求回家找“大人物”索要签名,以便能够得到一些福利的申请。那时候的我,对“大人物”人长什么样子非常困惑。所幸,接下来十余年,直到大学之前,笔者都有机会与来自不同背景的孩子一起学习成长,也在不少大小场合看到前簇后拥的“大人物”。

孩子被阶级“隔离”

多年以后为人父母,笔者却开始担忧起来。以目前的趋势来看,至少在全国最繁华的巴生河流域,在私立教育机构遍地开花额情况下,孩子们可能难以再有笔者小时候那种程度的跨阶级互动。富有的孩子、普通的孩子、穷人家的孩子从小可能就因家境能力而被送往不同的学校,依照阶级而“人为隔离”。

这现象也符合法国社会学家皮耶·布迪厄在《资本的形式》中描述的“文化资本”概念。文化资本包括任何一种能够通过教育获得的知识、技能、品味等优势,让个人能够在社会上获得较高的地位。而富裕的家庭,有更好的能力投资于孩子的教育,从而使其获得大量的文化资本。

扩大教育的赛道,冲击最大的莫过于中产阶级。其中不乏父母咬紧牙关,把孩子送往私立甚至国际学校就学,只为孩子实现阶级跨越而铺路。大城市里中产阶级对于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敏感和渴望,将无可避免的在孩子的教育上形成内卷。

在笔者看来,跨阶级互动的重要性也许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越了我国“传统”的种族隔阂问题。如何达成可持续发展目标,即减少不平等,需要我们积极努力创造跨阶级互动的平台,打开社会流动通道,避免阶级固化,让国家继续保持富有的活力。

笔者认为,教育这一块,是重中之重,未来数年的趋势,需要社会各界贴近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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