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18日，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学习时报》在其头版刊文发问，为什么民营企业发展的“隐性壁垒”长期破而不除？文章认为，根本问题还是在人的心里、头脑里、观念里，这才是阻碍民营企业发展隐藏得更深的“隐性壁垒”。

那么，“隐形壁垒”究竟表现在哪？笔者以为有如下几点，而且这些正是党刊明知而不便道明的内情。

企业主政治地位动摇

第一，民企经营者政治地位动摇。按中共文革及之前的阶级斗争理论，民营企业主是资本家或起码是小业主，属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是剥削阶层，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中共的中心任务从阶级斗争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将国家的发展阶段确定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将国家经济形态确立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在市场经济下，企业主雇工及剥削工人“剩余价值”被合法化；企业的经营与管理活动也被归类为等同于工人阶级的“劳动”。企业主与工人之间不再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而是经营者与劳动者的关系。

这样，极大地调动民营企业的积极性，刺激民营经济的大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民营经济的壮大，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地位需要更明确地加以确立与提高。于是，在江泽民、朱镕基时代，“三个代表”被提出来，并写入党章。

三个代表”要求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三个代表”之下，中共的大门向民营企业主敞开，成千上万的企业主、个体经营者加入中国共产党；昔日的斗争对象成为同志，民企的地位空前提高。

然而，中共十八大后，强调“不忘初心”，似乎回到了共产党是工农阶级先锋队的前期定义，“三个代表”成了过去式。民企的地位也随之发生动摇；加上中国内地在2021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后，提出“共同富裕”为新目标，且并未对何为“共同富裕”及如何实现“共同富裕”做出清晰地定义与解释，动摇了民企及民营企业家的信心。

巩固政权优先经济活力

第二，巩固政权优先经济活力。中共担心民企做大削弱执政基础，担心再现类似俄罗斯的“叶利钦效应”。后者是地方政府架空中央政权，而中国内地非公经济壮大超越公有经济，可能致使中共政权经济基础不牢，政权不稳。

2012至2021年，中国民营企业数量从1085万7000户增长到4457万5000户，10年间翻了两番，民营企业在企业总量中的占比由79.4%提高到92.1%，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中国民营企业经济总量超过60%，就业人数占80%；加上外资，非公经济这一块超过公有制经济已经十分明显。关键是前者有效率，后者还滋生贪污腐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样，“国进民退”自胡锦涛、温家宝政府时期即构成政府的一些政策行为。“国进民退”是巩固政权的需要，却将导致经济活力及经济增长的丧失。

国企垄断构不公平竞争

第三，民企始终面临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国企垄断地位对行业、对资源、对公平竞争环境的侵蚀，对民企构成不公平竞争。国家政策层面要求的国企与民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待遇平等“四个平等”，在现实中并没有很好地做到。

第四，政治、政府对民营企业正常经营的干预。泛政治化使得民企穷于应付、疲于奔命。政治学习、政府检查、企业设立党支部、工会等，不仅流于形式主义还劳民伤财，更是对企业正常经营的干扰与破坏。

企业家都入了党，成为中共的一员，中央就不必担心壮大了的民企不听党的话；没必要在企业设立党支部，企业老板可由当地党委直接领导；若不是党员，企业领导可由当地党委统战部的关联团体即工商联在政治上指导，对其进行统战工作。

因此，看不出有何必要将党支部设在企业上。让企业管理层既要面对党委又要面对工会，夹在两者之间，消耗经营者的精力，削弱了企业面对市场的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