灼见

【灼见】香港金融中心地位堪忧/魏开星

近来,一种担忧香港失去金融中心地位的形象说法——“金融中心遗址”甚嚣尘上。此说一出,立即引发热议。

香港内部尤其是金融界认同此等“警讯”的人不在少数。香港今年的股市表现,如大多数情况下的日交易额在800亿港元之间,IPO总金额少于东南亚的印尼等等,似乎为这种担忧提供依据。然而,这还仅仅是表面现象。

香港五行缺“金”

导致香港金融中心可能发生动摇的内在原因,首先在于资金外流。香港历来是个自由港,没有外汇管制,国际资金来去自由,为何资金外流成了问题?有几个因素造成资金单方向离开香港,而不是像以往一样来来去去。这些因素包含移民带走资金、美元加息吸引国际热钱流向美国本土、欧美基金减少香港作为亚太地区总部的资产配置比重等等。移民带走资金最主要的部分是港人持英国国民海外护照(BNO)移民英国;欧美基金减少在香港及中国内地的投资比重,关键受中美关系持续紧张的地缘政治影响;同时,美国近年出台系列政策,限制美国资本投资中国内地的一些高科技公司。这样,一个资金不充裕的“金融中心”,还能叫“国际金融中心”吗? 

其次在于美国等西方国家越来越将香港视为中国的一个普通城市。给予香港的贸易最惠国待遇、香港驻美国经贸代表处的特殊待遇等等被废除,就是这种认识下的产物。如果香港仅仅是中国的一个普通城市,就不可能是国际金融中心,最多只是像深圳、上海一样的国内金融中心。西方的潜台词是香港实行的已经不是“一国两制”,而是“一国一制”了。其中一个最显著的论据是,中国“国安”任务落到了香港的头上,这不单单是《港区国安法》在香港落地实施的问题;接下来还有香港《基本法》的23条立法。

治港方式改变

确实自从2019年反修例风波后,中国中央政府改变了对香港的管治方式,体现在:在香港实施《港区国安法》,修改了选举委员会、行政长官、立法会及区议会的选举办法,强调爱国者治港,将之前的一些泛民主党派、人士全部排斥在上述几场选举之外。

然而,中国中央政府强调全面掌握管治权,是西方背后支持的反中乱港分子胁迫特区政府及中央政府的结果;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种结果也是西方以此攻击中国及继续搞乱香港的目标。

自从2020年6月30日《港区国安法》实施以来,香港的“一国两制”经已回不到从前了。“50年不变“的后半场即后25年,是否就是另一种版本的”一国两制“了?现在下结论还太早。

同理,以疫情之后经济、社会、民生复常不理想,股市、楼市低迷,香港在中美竞争中两面不讨好,甚至遭到美方的制裁等等为理据,就下结论香港已成“国际金融中心废墟”或者“遗址”,难以服众。当然,作为一种警示,对当局敲一下警钟,未尝不是良苦用心。

忠言逆耳利于行

笔者以为,只要香港的普通法系还能坚持独立性,法治精神还未被损害;及香港仍然是货币可自由兑换、资金可自由进出的自由经济体,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就不会轻易失去。尽管如此,中国内地及香港政府均不可掉以轻心。

第一,从中央政府到主管香港的有关部门,乃至特区政府,都要对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于国家全局性意义有深刻认识。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在祖国改革开放中的无可替代作用,从初期的引进外资到现在的“一带一路”节点城市、人民币最大的离岸中心均被一再证明了。近日,香港特首李家超也强调,国家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寄予厚望。可见,从中央到特区对国际金融中心的“稀缺性”认识没有减弱。

第二,矫枉过正、“政治化”与“内地化”都不应是香港的选项。在与敌对势力争夺香港的管治权之后,进入“爱国者治港”的新阶段。“爱国者治港”是个新课题,切忌矫枉过正、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香港始终是个经济城市,治港要避免“政治化”。同时,在强调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与大湾区时,不可忽视与丧失香港作为国际化城市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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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灼见】南美有望成第二个东盟/魏开星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杪的南美之行,面对欧美等西方国家的经贸、技术“脱钩断链”的压力,在走出困境,寻求突破的抗争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习近平此次借出席在利马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非正式领导人峰会之际,应邀访问秘鲁,并与秘鲁总统博鲁阿尔特举行双边会晤。两人共同见证南美洲太平洋沿岸最大的港口——钱凯港开港。

APEC峰会后,习近平转往巴西,出席G20峰会;峰会之后,随即展开对巴西的国事访问,与巴西总统卢拉会谈,将中巴关系升格为携手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访问期间,中巴双方签署38项合作文件。

那么,应该怎么看习近平此行在当下的意义?

老朋友新关系

首先,南美既是中国的传统盟友,又是新时代的贸易伙伴。中国与南美(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国家)的关系将开启新篇章。南美作为上个世纪中国亚非拉兄弟的重要部分,同属第三世界。在反帝反霸的冷战时期,中国与广大拉美兄弟站在同一战线,互相支持、相互帮助。改革开放之后,中南关系与时俱进。

2014年7月,习近平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共同宣布成立中拉论坛。如今,中国是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重要贸易伙伴。2000至2022年,中拉货物贸易总额增长35倍,2023年达到4890亿美元。今年前3季度,中拉货物贸易额达到4274亿美元,同比增长7.7%,全年有望突破5000亿美元。

其次,南美国家于中国的对外经贸地位凸显。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便发动对中国的贸易战;拜登政府将中国视为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美方连同其盟国对中国除了贸易战之外,还衍生出科技战、金融战等等,各种制裁、封锁、遏制、禁运轮番上演。

在单方面强征高额关税、禁止美国及盟国的高科技产品销往中国等单边主义、逆全球化、人为扭曲产业链的骚操作下,中国与美国、欧盟的双边贸易额呈现下滑,中国第一贸易伙伴让位给东盟,美欧退居第二、第三。

钱凯港横空出世

面对自由贸易越来越遭到关税及非关税壁垒的干扰,中国的对外经贸过于依赖美欧等西方市场的格局必须扭转,积极开拓其他有潜力的区域成了必然。东盟之外的中东、中亚、非洲等全球南方的市场重要性凸显。这当中,南美洲最具潜力。在与智利总统博里奇的会晤中,习近平称中方欢迎更多智利优质产品出口到中国;博里奇表示,智方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智利展开产能、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

再次,中国与南美国家一拍即合。秘鲁、智利与巴西对习近平的到来均表现出极为欢迎与重视。巴西正在大力推进“加速增长计划”、“新工业计划”、“南美一体化路线计划”等发展战略,这些同中方“一带一路”倡议高度契合,双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将极大助力巴西再工业化进程,促进南美一体化建设。习近平称,期待中巴再创“黄金50年”。巴西同中国的进口额已超过该国对美欧的总额,超越1000多亿美元。

中方捷足先登

第四,中方未雨绸缪。在特朗普2.0扬言对世界暴力强征高关税之际,中国抢先一步,提早谋划。巴西的大豆、铁矿石、锂矿等均为中国市场及工业原料的刚需。之前依赖美国市场及澳洲供应,有被美国及其盟友“卡脖子”的风险;再由于巴西的上述产品在物流与运输上要绕道后,经巴拿马运河,无论从时间及运费上都费时费钱。如今,随着钱凯港的开通,南美到中国上海的航程从以往的45天左右大幅缩减到25天。这样一来,南美各国的产品通过太平洋东岸的港口,直到太平洋的西岸。困扰多年的绕道、费时费力的问题得以解决,中国与南美各国的经贸势必获得突飞猛进的增长。

最后,中巴有资格成为全球南方的领头雁。在金砖国家的创始成员国中,目前看来,中国与巴西最有资格领导全球南方。中国与巴西等国登高一呼,南美的左翼国家将积极响应。即使亲美的国家也难以抗拒互利合作的前景。阿根廷总统米莱在出席APEC峰会期间与习近平会谈,西方媒体称米莱成了“亲华派”。习近平当场邀请米莱访问中国,相信米莱很难抗拒这种盛情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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