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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战场必守的国际人道法

报道|郑美励  摄影|姚春显、受访者提供

商场、职场、运动场、考场、金融市场……都有规则,战场上同样有一套“游戏规则”让参与者遵守。

退役大马皇家海军准将阿扎里阿都阿兹分享,为什么要让军队、武装组织明白及遵守“游戏规则”。

阿扎里(Azhari Abdul Aziz)是有律师背景的大马皇家海军部队成员,是我国在国际法庭争取西巴丹岛和利吉丹岛主权的团队成员之一、亦曾参与2008年我国海军解救遭索马里海盗骑劫商船行动以及2013年武装组织入侵沙巴拿笃事件。

退休前,他官拜助理参谋长(行政)、军阶为海军准将(First Admiral);退休后,他加入国际人道组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担任武装部队和安全部队部门负责人。简单来说工作内容是推广国际人道法,确保军队了解并遵守国际人道法、也让军队了解该组织的工作,以方便他们在战乱地区开展人道行动。

互相妥协减低伤害

国际人道法,也称战争法或武装冲突法,属于国际公法的分支之一,包含一系列在发生武装冲突时适用的规则,即出于人道原因设法保护没有或不再直接参加敌对行动的人并对作战手段和方法加以限制。

例如只攻击军事目标不攻击平民、禁止使用不分青红皂白的武器或作战方法(如地雷)、禁止杀伤投降或不再参加战斗的敌人、尊重战俘权益及敌方平民的性命、尊严、个人权利及政治、宗教和其他信仰、不攻击医务人员、医疗设施、医务运输工具和装备……等,即在冲突无可避免的情况下,尽量让“人道”与“军事必要”达成互相妥协,减少不必要的伤害。

做人留一线 日后好相见

阿扎里觉得推广人道法给军队是很重要的工作。身为服役38年的老兵,他看过也了解军队一些作战行为或会带来一些非必要的痛苦,而士兵本身同样也会承受战争带来的痛苦如死伤被攻击等,因此参与冲突或战争者若遵守人道法,不仅可保护平民百姓,对士兵也是重要的保障。

克制与尊重

提到向军队宣导人道法不能不话当年。某一天,阿扎里接到ICRC代表来电表示希望会面商讨人道法。当时是海军法律团队主管的他联同陆军、空军的同僚一同赴约,对方趁机提出希望在军队中宣导国际人道法。

对方表示军队是战争的参与者与执行者,让他们了解人道法极为重要以及即使处在战争状态依然有限制,有些事情是“有所为,有所不为”便极为重要。

“他说,你在战场上捉到战俘,你会殴打他吗?会像战争电影里演的那般折磨他吗?如果你这样对待战俘,敌对国也会这样回报你的同胞。如果你不希望自己的士兵被这样对待,那就不要这样对待你的敌人。”只是用简单浅显的例子,就把己所不欲、勿施予人的道理以及在战场上互相克制与尊重的重要性传达出来!阿扎里说,他们日后也是以同样方式传授予军队成员。

不过……真的有人会遵守人道法吗?!他承认并非所有冲突或战争参与者都守规则,但确实许有许多战争参与者尽量守法,英国与阿根廷的福克兰群岛战争便是例子,他指正因为双方的克制,战争结束后要修补关系放下伤痛,继续前进也相对较为容易,“了解和遵守人道法都很重要,不是每个人都会遵守,但是如果你尽量遵守,日后生活比较容易恢复正常。”
 

3因素约束力

以下因素也对参战者有约束力:
1.科技让一切“秘密”无所遁形;
2.恶名举世皆知、国际社会有国际刑事法院可起诉和审判违法者;
3.媒体和社交媒体平台发挥作用,提高普罗大众的意识。

阿扎里形容,某个地方发生车祸10分钟后相关视频已在社交媒体流传,类似事情同样会发生在战场和冲突地区,甚至也有士兵把视频上传至社交媒体平台,曝光违反军事操守和不专业行为,促使媒体跟进采访,推进案件调查。

改变人生的维和任务

1995年前往波黑地区执行维持和平任务,是影响阿扎里从军事领域走向人道主义领域的主要原因。当年的波黑战争,大马不仅收留难民也派出维和部队,拥有与不同背景文化人士共事的经验的阿扎里被抽调前往当地执行维护和平和重建社区的任务。

亲临战场感震憾

在大马,军队最常应付罪犯、非法渔民、偷渡者之流,更何况从书本上获取资讯和在波黑地区亲身看到战争的残酷和破坏完全是两回事,对他来说这是很大的震憾。

“就算以前有共产党、恐怖组织也只是针对陆军,过后的武装斗争发生在森林、马泰边界,基本上受苦的是士兵,你不会看到平民百姓受苦、屋子被焚毁、子弹孔随处可见、炸弹在街上爆炸,波斯尼亚那边到处都是地雷,我们必须清理地雷才能腾出地方给孩子当学校和游乐场。平民百姓承受身体和心理的双重折磨,对我来说是一记警钟。”

阿扎里透露,我国早在1963年已签署日内瓦公约(签署国必须尊重公约,防止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的义务),但直至1996年他从波黑结束任务返马并启动计划,国内的人道法相关法令才重新检讨和修订迎合新时代的需要。

他们也透过各种努力推广人道法,包括在军队中成立针对武装冲突法令相关的委员会和附属委员会检讨法令、把国际人道法纳入军事训练让军队了解并在军事行动中应用、被派出国执行任务的部队成员都接受过相关培训、推动来西亚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JUKAM)在2007年成立……等。

可能有人会问,大马无战事为何需要推广人道法?第一,日内瓦公约签署国有义务确保本国武装部队和人民都了解人道法;其次,等到战争发生才讲解人道法,为时已晚。

成败几率各半

出身军方,阿扎里在与军队、武装组织打交道时便有了共同语言也更能明白对方。他表示,向军队推广人道法并不是大问题,因为纪律严明的部队若发生违法事件可被投报揭发,反而是武装组织才棘手,一些组织未受过正规训练、领导人频密更迭、组织合则聚不合则散、为共同目标聚集但各自为政,使到向他们推广人道法的工作成败几率各半,成功的案例包括菲律宾共产党、摩洛回教解放阵线宣称会跟随人道法。

“想象一下你的好友被杀,遗体被凌虐,你很生气要报复对不对?你觉得自己遵守游戏规划但是对方不遵守,那么为何你要遵守?所以不只是军队,武装组织也需要接受国际人道法的训练。”

提早退休 推广培训人道法

正所谓国有国法,军有军规,军中毕竟有规定与限制,希望加大力度推广国际人道法的阿扎里服役38年后提前退休。

他联同派驻波黑执行维和任务时结识的加拿大空军上校Kirby Abbott以及一群志同道合者,争取到经我国政府和ICRC同意,2017年在马来西亚国防大学设立亚太地区第一间军事和国际人道法中心,为本区域的军事人员和平民提供国际人道法相关的培训。阿扎里同时也在国防大学担任客座教授。

当年他申请提早退休时,不少人问他你是疯啦不成?5年过去了,他如自己所愿取得上述成绩,还有系列的计划在按步就班推进中,这个选择没有后悔只有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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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援助 别忽略这一群“隐形人”……

报道|郑美励   摄影|姚春显、ICRC提供

疫情冲击马来西亚经济,人人自顾尚且不暇,哪里还有余力来照顾不相干人士的需要!?大马始终是个充满爱心的社会,在艰难时刻依然有人不舍弱势群体并伸出援手,而社会上的一群“隐形人”——囚犯、扣留犯、难民、寻求庇护者的权益也备受关注、关心。

叶伟,国际人道救援组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大马办事处扣留工作前线官员(Detention Field Officer)。

从这个职位不难推测他的工作内容。没错,他的工作包括定期探访扣留犯、囚犯、难民、寻求庇护者,提供协助、保障他们的基本权益、撰写报告提呈政府以引起关注等,这份工作今年迈入第9个年头。

一个人的兴趣和关注点所在,从他选择的工作早就有迹可循。

当过厨师、拥有律师执照(在澳洲时曾执业,返马后不执业),叶伟效力过的东家包括为外劳、妇女和难民等低下阶层争取基本权益的非政府组织妇女力量(Tenaganita)、联合国难民署(UNHCR)等等。

帮忙发声引关注

这些机构组织都有一个共同点:为有需要的人士发声。这正是叶伟一直以来感兴趣且热衷的事:社会正义、难民、移民课题,“许多人需要被保护、许多人需要帮忙发声”,他总是被这类想法吸引,也因此总是在媒体与社会工作者之间来回游走。

“如果你问我为何要当记者、过去在UHNRC,现在在ICRC,因为我认为在人道主义世界里,有故事需要被传达。假设外面的人没有听到难民、移民所经历过的事,那么他们会一直存有错误的印象,这种错误的印象通常都不是好印象,而且可能对他们的生计和生活带来反效果。我认为,如果反移民的情绪依然存在,人们认为他们最糟糕,我的工作就是叙说他们的故事,引起政府的关注。”

冠病爆发推高需求
日常运作大受影响

叶伟指出,人道援助的需求一直都在。冠病疫情的爆发,推高了需求,尤其是行动受限者譬如囚犯、扣留犯。

不过,可别误会!扣留犯和囚犯在我国享有基本权利,包括三餐温饱、家人拜访和联系……等,政府也允许人道援助组织定期探访。但在2019年疫情的爆发与肆虐打乱一切。

聚集各专业领域

还记得吧!大马多个扣留营曾先后爆发疫情和感染群。为了防疫所需,扣留营、监狱不得不落实标准作业程序,这自然会影响日常运作,连带的扣留犯和囚犯也受到限制,例如:
1.走出房间次数减少;
2.暂停家人探访活动、可以联系家人的次数减少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扣留犯和囚犯的权益如何才能不被波及?就是设法让封闭式环境如常运作。

解决方案是,组成的ICRC扣留工作团队(分为扣留营组和监狱组),一方面为扣留营、监狱提供个人防护及清洁用品,同时也提供技术建议和培训,包括协助检讨环境的标准作业程序、制定指南和守则标准、查看生活环境是否适当(一间房住多少人、食水供应是否充足,营养是否足够、卫生)。

“例如当局要继续让扣留犯打电话联系家人,询问我们可以提供什么?我们会看扣留营内部标准作业程序、人力分派等,再给予建议如何执行。”

 

心灵安慰重要

除了搞好健康与卫生,心灵上的安慰更为重要。古往人与人的联系都是人类心灵的基本需要、也是人权!

如今,囚犯、扣留犯因防疫情所需,与家人的联系减少甚至中断,这又对他们是何等的煎熬。“想像一下你在扣留中心,你不会缺水、食物或其他东西,你被切断的是心灵安慰。”

家庭联系包
与家人视频通话

为了重建联系的需求,叶伟与组织供应了“重建家庭联系包”,内含不可上网的功能手机、清洁用品、标准作业程序指南和表格,让扣留犯与家人通话并透过与监狱合作,提供网络摄像镜头让囚犯使用Skype与家人在空中见面。

“有时候光是通话是不足够的,他们也想看到家人。我们也意识到面对面是如此的重要。”

失散失联无通讯

叶伟透露,有些人采用古老的联系方式——寄信——联络家人,大多数信件内容十分私人或要求收信人帮忙,譬如可以帮忙付机票钱让我回国吗?又譬如要求对方向家人报平安——“转告我妈不必担心,一切安好,我会回去探望她。”

千言万语化作简短的文字,委托叶伟和同事携带出扣留营、监狱寄给远方的家人,即使见惯了悲欢离合,叶伟回想时依然被触动而哽咽,也让他庆幸自己生活在大马是多么的幸福。

应该有人疑惑,打个电话岂不更快?这背后涉及更复杂的问题:失散失联。

首先,全球手机普及率尚未满100%,尤其是偏远落后动乱地区。其次,根据叶伟指出,人类迁移的行为(灾难、冲突战乱或经济因素而离乡背井或下落不明)是导致与家人失散失联的主因,尤其如今掀起移民浪潮,更不巧的是若原居住地的家人也因故搬迁,双方的联系便中断。其他原因包括,其中一方被扣押了无法对外传递讯息、原居住国的电话、邮寄改换系统、遗失家人的联络号码……等。

因此,即便如今是网络和智能手机普及的年代,世界上依然有人因与亲友失联而焦虑,亲人究竟是生?是死?还是……无论如何,他们都想得一个答案。

充当现代信使

所以,叶伟的工作其实也包括充当现代信使兼福尔摩斯,帮忙任何有需要的人士(不论身份、国籍和原因)寻找家庭成员 、重建联系、使家庭重聚并力图明确失踪人员的下落。这类现代寻亲服务,在ICRC被称为重建家庭联系(Restoring Family Links,RFL),从1859年一直延续至今,只因需求从未消失。

“他还好吗?还活着?我们的父母老迈,大家都很担心他,请告诉我们他们的消息。”

去年4月27日,ICRC大马办事处收到亚当从英国发来的讯息,希望得知兄弟B的下落。他们最后一次联络是去年2月,B原本有一场手术要进行,一场管控令打乱计划,B也和家人失去联系,令身处在英国的家人忧心如焚。幸运的是,B的名字登记在ICRC的档案上,追查他的下落较为简单,后来发现B身在移民局扣留中心,一切安好。这个好消息让亚当全家人欣喜若狂,他们已2年半没见过B,过后透过英国红十字会寄信给B。

资料不完善
挑战难度高

找人,不简单。运气好的话,把对方给的联络号码调换排序就成功了,但不少求助者提供有限、不完整的资讯。

以寄信为例,“我会叫对方做两件事,第一写下最完整地址,第二写出地标或画地图。不是所有地方都有完整、结构化地址,大多数情况是外国地址、当事人不记得完整地址,所以需要有地标参考。”

跨国动员寻协助

有时候所谓的“地址”只是“向前走,再转左”这类不完整讯息,叶伟说他们还真的是会循着线索去寻找和探听,有时候只在大马搜寻,有时候是跨国动员,“因为与家人取得联系对求助者来说是最重要的事。”

一名难民历经2年逃难过程来到大马却与家人失去联系,奇妙的是他却记住邻居的电话。掌握了这个资料,他们多番尝试后接通了电话,当该难民和母亲说上话,这一刻……对叶伟以及其他参与者来说,一切辛苦都值得了。

“两年没有儿子的消息,你会怎么想?所以电话接通后,对方哭了,对方母亲也哭了……

古有“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之说,在现代社会,来自失联家人的一通电话一封信,同样是千金难买。

“对我们来说,在科技这样发达的时代,如果他会要帮忙,那就说明他已经是无计可施了。他们提出说要找家人的要求,有时候可能是一句我没事我很好,这样子一句话,对他们和家人都很重要,因为他们可能几年没有联系了,”ICRC项目员陈丽丽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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