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变幻的大马华人尴尬癌·上篇】
独家报道：黎添华

俄乌开战不久，另一场血腥也掀开战幔，而战场就在马来西亚，“持枪挥剑”的是大马华人。

大红花国度的“内战”是基于大家对俄乌战事各有支持。于是，从网络上的谩骂叫嚣、媒体上的口诛笔伐，甚至手机应用程式上的无形厮杀中，有人被千刀万剐、有人被株连九族，然后大家从此消失在彼此的生命里。

令人不解的是，大家的对立不是因为战事本身，而是建立在中美博弈的基础上，交恶得仿佛自己就是当事人。

类似情况也发生在早前的中港事件、中台课题，又或中美贸易战，甚至原本提倡和平友爱的奥运赛事上。

本报就发现，原来这一开始就不是“牧羊犬”与“中华胶”之间的战争，而是有着更深层的问题……

 原因1：根深柢固的望乡心理

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研究员阮湧俰博士接受本报访问时指出，从大马华人历史发展来看，这些现象其实已存在多时，而且非常复杂。

首先，华人早期从中国南来时，仍保存原有的文化特征，如语言、宗教信仰和价值观，一些也心系祖国者，更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回国，但同时也有一群打算落地生根。换言之，早在二战前其实就出现“本土化”以及“心系祖国”之分。

二战后，随着华人获得公民权，在无法再维持双重国籍的因素下，华人开始在中国国籍与马来（西）亚国籍之间做选择。

不得不提的是，尽管“华侨”变成“华人”， 不过，当华人在我国逐渐构建身分认同之际，仍有部分华人保有对“祖籍国”的向往，并经常关注中国的动向，从而产生不同立场。

明乎此，大马华人“挺中”或“反中”的现象并非近年来才出现，只是社媒迅速发展，才让大量 “挺中”或“反中”的声音涌现网络世界，并让不同的立场加剧了对立的紧张氛围。

 原因2：集体频率的身分认同

著名历史学家王赓武教授《东南亚华人身分认同之研究》曾将二战后独立初期的东南亚华人普遍分成3种，即：

1）全面且直接与中国保持联系；

2）精明且讲求实际的务实派；以及

3）土生土长，且已经融入当地文化的华人。

不过，马来西亚理科大学人文学院历史部高级讲师陈是呈博士却发现，随着时间推移，如今这3种类别已经概念模糊，成为一种更复杂的合成。

他向本报指出，如今我们对中国的情意结，已经从过去的爱国、建国、要落叶归根，转型成一种追星、情怀、或渴求美好的想象中。

首先，随着过去近20年越来越多大马华裔远赴中国深造，这些留华生多少对中国有着某种情感依归。

不仅如此，由于留华期间所接触的讯息多以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为主，长期下来自然在特定课题上的立场，与中国主旋律同调。

尤为一提的是，这些资讯不只停留在新闻资讯上，更包括铺天盖地而来的综艺娱乐，其中随着网络发达及中国软势力的拓展，就算没有出国，民众也会在直接与间接下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

“这些综艺娱乐做得十分出色，华丽精良，很容易吸引年轻群体，会让大家对节目制造方更有好感。”

著名学者本尼迪科特艾德森就曾在《想象的共同体》点出，媒介如何来构建集体频率，从而促进团结。这更解释了，为何涉及中美纠纷之际，各据立场的讯息内容争相出台。

 原因３：中国崛起的利益导向

除了软势力介入以及教育延伸出来的情意结外，陈是呈也发现，类似情况在一带一路倡议推展后变得更为明显，而这很大程度与利益导向有关。

他引述美国汉学专家孔飞力教授的论述指出，海外华人与中国存在着某种无形的联系走廊，而这关系会随着不同阶段或渐强或转弱。

我国独立后，大马华裔对中国的情感就曾一度变弱，而随着中国开放国力渐强后，彼此的“情感召唤”变得较过去热络。

当然，这间中可能有着某种“羡慕”、“向往”的成分，但也可能是基于利益考量，如需要贸易往来，而不开罪中国。类似情况也发生在较亲美的一派身上。

不仅如此，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以及一带一路的影响下，不少马中相关的社团组织相继成立，渗透面包括经济、文化、旅游、教育等，这对意识形态的输入带来更多契机。

原因4：弱势华人的仰望羡慕

无论是利益导向、软势力的青睐，抑或各方面美好的想象，陈是呈点出的皆是大马华人一种弱势对强势的仰望与羡慕，追根究底是我们的一种不堪处境。

韩江传媒大学学院中华研究院课程主任暨讲师陆思麟博士就认为，由于大马华人在本地的地位经常被政客挑起，加上可能对现实局面沮丧，因此当看到中国的富裕繁荣后，不免也有一定的向往与期待，而这些美好想象会在某程度上左右着大家看待事物的立场。

此外，基于大马复杂的历史纠葛，以及诸多族群不平等政策，导致华人觉得自己是被歧视的弱势群体。明乎此，华人会对中国的崛起抱有期待，甚至以身为中华民族感到自豪，因为那是一种寄托与投射。

“在这种背景下，大马华人会选择支持或倾向中国。随着中美对抗日趋激烈，部分大马华裔会认为美国也是他们的敌人。”

他也说，在解读俄乌战事上，部分大马华人更会基于俄罗斯是中国的朋友，因此难免将俄罗斯所提倡的伟大民族复兴，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相联系，认为两国都受到美国和西方的阻扰与压制，自然就支持普丁入侵乌克兰。

在文化认同中找慰藉

阮湧俰也点出，我国“马来人至上”的政策导致华人或其他族群认为自己在政治、经济、教育、社会等上得到不公平对待，从而促使许多华人有种“我爱这个国家、但这个国家不爱我”的想法，甚至觉得自己是“二等公民”。

“经历长期忽略及打压后，不少华人开始将现实中政治认同转投射到中国，并将其与大马华人文化进行关联，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共同命运，在文化认同中寻找慰藉。”

他认为，如此大环境下，加上中国的快速崛起，促使部分的华人再次向往中国，甚至计划前往中国发展、深造等。

不过，他强调，并非所有大马华人都有一致观点，加上上述的课题有着复杂的政治背景，因而造成大马华人在谈论时出现各走极端的声音。

 原因5：国家政局的无归属感

探讨这课题时，或许我们也得从政治历史的角度切入。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主任兼研究员詹缘端就精辟地察觉到，不少长辈们对中国的普遍好感，某种程度也与政治历史背景有关。

他指出，60至80年代成长的人，部分有着建国前后的社会运动经验，且不少以左翼特色为主，如劳工党背景，因此他们对社会主义及左翼政治有着一定的憧憬，对新中国自然也较有认同感。

“尽管大马独立了，他们也成了公民，但情感上仍支持的新中国，因为就是他们的一种投射。”

此外，由于对国家政治的不信任，这群人往往在看见中国崛起后，自然将美好想象投射在中国。尤其当中国对东南亚华社表现得较为主动，如表示支持华教等，无疑将更让他们更为动情。

2015年时任中国驻马大使黄惠康的茨厂街事件就是个例子。当时大马红衫军发言人嘉玛表示要在茨厂街发动骚乱，而黄惠康则在那时巡视该区，甚至发表“中国反对种族主义”。此举立即引起华社普遍赞好，认为华社仿佛有了靠山。

情感投射的亲中反中

时事评论员兼华研研究员郑名烈博士也点出，国内左翼势力消退后，部分“老左”开始将情感投射在一些意识形态相似的政党中，其中民主行动党就成功填补左翼退出政坛的真空。

“5·09他们给予行动党支持。可惜政变后，希盟失势，大家对国家政治失望与无力，因此将情感投射在中国。他们从中国政治经济的成就，以及国力的展现，可以得到心理上的慰藉,不然他们会很失落。”

然而，他强调，并不是所有“老左”都毫无保留地亲中，不少还是会依据各别事件而作出理性分析，甚至持有不同看法。

须分开解读

较早前，詹缘端也点出，大马这些年在政治与经济上跌宕起伏，内部族群关系紧张，让国人会为自己的情感依归做出一些投射选择，其中，向往自由民主社会的就会支持欧美，但支持寡头政治的国人则会支持另一方。

尽管如此，2人均认为，无论中港、中台、中美，又或俄乌课题上，各有其复杂性，加上大家都有其多面向的可能，因此民众必须分开解读，甚至在判断前需要大量阅读与分析，否则将作出不理智的判断，甚至引发不必要的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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