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

“安倍经济学”遭遇市场挫折/张敬伟

近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宣布,将原定于明年4月将消费税上调10%的计划推迟两年半实施,并且准备于今年秋天推出庞大的财政刺激计划,计划规模高达5万至10万亿日元。

这意味着“安倍经济学”的失败。



安倍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有三: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从日本经济的困境言,“安倍经济学”射出的“三箭”算是找到了长期困扰日本经济停滞的痛点。但是宽松的货币政策——甚至通过负利率刺激经济的方式,并未是日本达到核心通胀率2%的目标,以通胀治通缩的目的并未达到。积极的财政政策使日本债务规模扩大——债务占比GDP超过200%。

消费税改革遇大麻烦

但是日本国内基础设施建设已经饱和,产能和基础设施资本输出也面临着来自中国更系统化的战略竞争。1985年“广场协议”带来日本的滞涨困扰,已经形成沉疴痼疾,“安倍经济学”的“三箭”很难穿透这些结构性矛盾的坚冰。

消费税改革延迟——或者说中止,则使安倍政府的结构改革陷入困顿。2014年4月,正是“安倍经济学”春风得意之时,日本政府将消费税从5%上调至8%。此举有助于涵养政府财源,但负面效应也是显然的——萎缩了日本的内需市场。加之日本政府加速日元币值以提高通胀率,也使日本民众收入实质性减少,叠加消费税提高,降低了日本民众的消费信心。

随后两年,提高消费税成为安倍政府的禁忌,现在安倍政府再次推迟提高消费税。其中释放的信号是显然的,消费税改革已经遇到大麻烦。日本基于增加财源、在2020财年之前实现财政预算转亏为盈的目标难以实现。



更麻烦是日本宽松货币政策的进退维谷。今年1月底日本央行突然实施负利率政策,但结果却是日元兑美元逆势上升。这种不合逻辑的市场异象,让日本央行陷入了困顿。更意料不到的是,当市场预期日本央行采取更宽松的货币政策时,日本央行随后却维持原来的货币政策,这导致了日元的再次上涨。消费税改革推迟到2019年后,日元还是呈现涨势。

日元的涨和“安倍经继续”推动日元贬值、以通胀刺激逆转通缩的目标出现了差异。对此,在5月中旬的G7财长会议上,日本财长麻生太郎认为日元升值存在着炒作因素,需要进行政策干预。但是美国财长雅各布·卢则发出警告,认为日元汇率是“有序”的。这次会议的公布和随后G7峰会的会议公报均发出了避免货币竞争性贬值的警告。

日元贬策略不再奏效

美联储6、7月份的加息预期,使美元存在升值压力,亟需坚挺的日元来缓释。因而,对于日元随后可能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国并不乐意。值得一提的是,“安倍经济学”初期的贬值政策成效,是以争抢中韩两国的出口市场实现的。但随着国际市场环境的变化,日元贬值的策略不再奏效。主要经济体中,渐趋形成了美元和人民币货币政策相对稳定,但日元、欧元货币政策持续放水的局面。随着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改革,美国对于竞争性贬值的担忧开始锁定日本。

“安倍经济学”并无更好的突围之策。虽然“安倍经济学”抓住了提高通胀率的关键点,但就现实观之,日本政府积极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之间存在着冲突。而且很难动用其他的政策工具去缓解这种矛盾,故而日本推迟消费税改革,凸显“安倍经济学”改革之路越走越窄。

全球市场面临着不确定性,“安倍经济学”的挫折则加剧了全球市场风险。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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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专栏

国库须增间接税收入/白文春

正如我在上一篇文章中提到的,公司税和个人所得税预计将在2025年占政府总收入的44%。

如果将石油所得税也计算在内,所得税占收入的比重将上升至50%。在我看来,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然而,展望未来,所得税对政府收入的贡献可能会面临限制。这是因为,企业和前20%高收入群体的纳税人,可能会因未来政府不断征收更多税务,而不愿意在国内进行更多投资。

与美竞争

目前,马来西亚不仅需要与发展中国家竞争私人投资,还需要与发达经济体竞争。举个例子,甚至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也在加大吸引私人投资的力度。

因此,美国已经计划将公司税税率从21%进一步降至15%。这是因为,第二次当选为美国总统的特朗普曾提议降低公司税,以鼓励公司在美国本土生产产品。我相信他应会兑现这一承诺。

回顾特朗普首次当选美国总统时,他于2018年将美国公司税从35%大幅度降至21%。

尽管布鲁金斯学会在2018年的分析表明,减税只会暂时刺激美国经济,但同时也会加剧美国财政赤字。同样的,国际货币基金的研究显示,税收减免后,美国的投资目标未达到预期,并将其归因于企业对减税政策的敏感度较低,因为它们具有更大的市场控制力。

我认为,一些企业仍然认为在美国营运成本过高,所以难以被吸引。

然而在我看来,美国总统仍会推进这减税计划,我认为,这15% 公司税税率是一个很吸引人的水平,加上特朗普的关税措施,投资者是否会对投资美国产生重大改观,仍是难以预料。

直接税贡献比例高

若包括印花税和预扣税在内,直接税预计将贡献2025年大马政府总收入的56%, 相当可观。

另一方面,间接税预计将在2025年对政府总收入贡献约21%。在2016至2017年期间,当大马实施消费税(GST)时,间接税的比重曾提升至28%高水平。

预计间接税的主要来源将是销售与服务税(SST),约占政府2025年总收入的14%。如果消费税持续实施到今天,我估计它将在2025年对政府总收入贡献约20%,远高于销售与服务税。这是因为消费税是一种更广泛和依据消费活动作为基础的税收制度,而私人消费更占大马经济的高达60%。

然而,为了收取更多的销售与服务税,政府在2025年预算案中宣布,将扩大销售与服务税的征收范围,涵盖非必需品,如进口高档商品(如三文鱼和牛油果)。

变相消费税

扩大的销售与服务税将从明年5月1日起实施。对于基本食品项目,销售税豁免将继续保留。

此外,销售与服务税也将扩展至包括此前免税的企业对企业间(B2B)的交易服务。我想很有可能有一天扩大的销售与服务税,最终将会演变成和之前的消费税的性质一样,只是名字有所不同。

回顾今年3月,政府将服务税税率从6%提高至8%,涉及多个行业。然而政府把餐饮、电信、停车和物流等服务行业的服务税维持在6%。

这一次的服务税率增加促使2024年上半年销售与服务税的收入同比增长了18%,效果显而易见。

其他间接税包括出口与进口关税以及国产税,约占政府总收入的6%。

非税收收入难持续

与此同时,政府的非税收收入预计将在2025年贡献其总收入的约22%。

在这一类收入中,最大的一部分是来自于投资收入,预计将在2025年对政府总收入贡献约14%。这些投资收入包括来自国家石油公司、国家银行、公务员退休基金(KWAP)和国库控股的股息。这些政府关连机构主要是帮助政府管理其投资资产。

国油收入前景成疑

其中预计国油将在2025年再向政府支付320亿令吉的股息,成为所有政府机构中最大的贡献者。但往后会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为尚不清楚国油与砂拉越石油公司之间的谈判最终将会如何演变。

其他政府的非税收收入,包括各种准证和执照费用,以及石油特许权使用费。

如果将与石油相关的收入合并计算,预计它将在2025年贡献政府总收入的约18%,略低于2024年估计的20%。

尽管有所下降,石油相关的收入仍然占政府总收入的相当大一部分,这显示马来西亚是一个幸运的国家,拥有石油储备。在我看来,若没有石油相关收入,政府的财政状况以及大马经济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然而,我们不应掉以轻心,因为大马的石油储备正在逐年减少,会有用完的一天。因此我认为,政府必须采取永续的战略,扩大间接税收入,为未来当石油储备用尽时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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