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月来，掌握国际话语权的西方主流媒体对《港区国安法》极尽丑化的能事。打从 2014年由香港反对势力发动的“占中”运动开始，这个前英属殖民地的政治动员一直方兴未艾，离不开“反中仇华”的主轴。

所谓“违法达义”的潜台词，不外是鼓动当地民众上街抗争，挑战法治底线，同时不忘将之合理化，以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亲西方媒体一面倒称之为“亲民主运动”( pro-democracy movement )，已让世人不难看出端倪。奇怪的是，当年同质同类的“占领”行动，发生在这些标榜民主自由的国家，却似乎没有同等的“礼遇”：既没有“民主运动”的称誉标签，更没有“第四权”（意指媒体)的全面声援。

及至2019年爆发以“反送中”为由的“修例风波”，“只问立场，不问是非”的街头暴恐事件，连绵经年，无日无之；涉案的“暴恐分子”尽管备受亲西方媒体的眷顾和关爱：头上的“亲民主”标签依旧；打、砸、抢、烧的恶行也自会视而不见、隐而不报，可泛滥成灾的暴恐常态，却始终逃不过良知镜头的捕捉和传扬，平衡了世人对香港现象的认知。

止暴制乱唯一方案

随着暴恐事件的变本加厉，“逢中必反”、主张港独的政治党团勾结在港的外国势力，逾越国安底线，挑衅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已是昭然若揭的事实。面对这种里应外合的冲击，港府既然应对不力，北京出手是意料中事，它既要守护宏观的国家核心利益，也同时必须兼顾香港特区长治久安的利益，因此，“国安立法”是当前香港止暴制乱的唯一可行方案。外界任何和稀泥式的对话建议，说白了，不外是慷他人之慨，状似包容，却有姑息养奸之嫌。

务实来说，《港区国安法》是当前保障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及时法源根据，它不单为香港社会的长治久安开创了有利的条件，同时也在“惩治极少数，保护大多数”的前提下，确保当地的法治和外资的商业利益，不受黑暴势力“政治揽炒”的冲击；并为港府日后全方位加强有效管治，进而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发展主流，提供了坚实的法治基础；这对现行的“两制”非但丝毫无损，反而有积极的加持作用。毕竟，“一国两制”的延续，是离不开以“止暴制乱”为前提的。

1997和 1999年，香港与澳门这两个前殖民地的主权相继回归，堪称是中国“一国两制”的试点。两地的治理优劣，胥视当地的繁荣稳定，更是衡量这特有模式成败的标准。就战略重要性而言，香港远在澳门之上，可它与祖国大陆的融合性却远不及后者。

两制为发展加分

港澳两地一国两制的行稳致远，尤其是香港的长治久安，向来固然是国际社会的焦点，对全世界的华人社群，其积极作用更是既深且广。

对香港本土来说，它不但封堵了中国国安在这高度自治特区的缺口，更能加速陆、港两地的人文融合；对粤港澳大湾区的整体发展，乃至一带一路的推进，都有加分作用。

就对海相望的台湾而言，香港的稳定即等同宣示一国两制的成功，有稳定岛上的民心之效；相反的，暴乱缠身的香港，只会坐实台独势力所谓“今日香港，明日台湾”的负面宣传。

香港作为首个“一国两制”的试点，其成功对中国大陆的影响不仅止于经济和人文上的收益，预料它还会进一步加强中国改革开放的信心， 进而加速中国与国际接轨的步伐。

对两岸四地以外的华人华侨而言，其影响则因身分而异。香港的回归，不应只着眼于该弹丸之地主权和治权的回归，更重要的是当地民心的回归；在欧美和大洋洲（澳洲和纽西兰），这人心的回归势必会带动当地广大来自大陆、港澳与台湾侨社的融合交流，进而强化彼此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感。

相对的，东南亚的土生华人，即使碍于身分的尴尬，必须规避敏感的身分认同，但至少在宣扬和推进 “一带一路”的工作上，一国两制的成功会是稳定人心、加强中外互信的强心剂。

(作者为新亚洲战略研究中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