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

一声“咔嚓”之后/陈春福

2018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40周年。这40年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约9.5%,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和最大外汇储备国。

中国不断扩大对外的开放,缔造了经济奇迹而令全世界惊叹连连。40年后的今天,这种积极开放的心态不但没有改变,反而不断求新求变,探寻更有效发展经济的道路。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推动经济发展的重大创新策略,与逾百个沿线国家构建共同发展协议,是大国协助发展中国家走向繁荣,扶贫与共富理念正是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和重大战略。

中国沿海地区与省分的经济发展达到饱和,经济发展向内陆地区转移,但内陆地区运输不便,推动经济发展碰到诸多棘手问题。长久以来,内陆地区经济发展必须依赖港口,物产从西部沿长江送到上海是唯一的运输通道,局限了内陆物产运送的契机。

打开格局制造新契机

中国人就是中国人,打开格局就是制造新的契机,织起铁路蜘蛛网络,结合高速公路延伸,曾经的天堑,现在成了通途,西部省份经济发展焕发新的光彩。



中欧班列与南向通道,这个利用铁路、陆路和海路三位一体的运输构想,是带动内陆地区各省市经济繁荣的运输大动脉。至今年8月,中欧班列累计开行数量达到1万列。

2011年开跑,中欧班列从无到有,列车开行数量快速增长,运输货物品类也日益丰富,不仅促进中欧之间经贸往来,也丰富了沿线各国人民的消费生活。目前,中欧班列已实现由中国国内48个城市开行,到达欧洲14个国家、40余个城市,中国物品可以在短短的两周左右由东方运往亚洲大陆的西方,更进入欧洲大陆,货通天下,谁与争锋?

比海运快,比空运省钱的运输方式是企业成本运营的重要考量,世界百强大企业纷纷入驻中国西部,尤其是四川省更是全球电脑产品企业重要的生产基地。戴尔在四川生产的电脑,半数通过这条通道快速运送到欧洲,由于中欧班列具有的运输优势,戴尔打算扩大在四川的生产能力。

爬山跨坎不需借外力

中国利用铁路网络,制造了无限的经济契机,马来西亚的铁路网络在国家经济发展中扮演怎样的角色?马来西亚铁路主要干线从南部新山直通北部泰国边界,东岸由金马士向东部三州直驱泰国边境道北,除了通勤服务以外,对国家物产的运送与经济发展的贡献是否值得深入探讨?

从南到北,当前的铁道通勤服务是有了改善,电动列车直通北马,舒适快捷,但从金马士到新山的这一段延宕至今仍在建设而令人诟病。前朝政府时期推动的东海岸铁路在一声令下腰斩,这条半岛东西方向的铁路运输干线,连接东海岸经济区,推动的本意是要改善沿线地区民众的生活水平,带动工业、商贸、物流、旅游等行业的发展,但这一声“咔嚓”之后,连带马中两国双园的关丹产业园的建设发展会否也受到影响。

马来西亚有句谚语,遇山一起爬,遇沟一起跨,但我们现在看来信心满满,有能力自己爬山,也有能力自己跨坎,不需借助外力,可以勇往直前虎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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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一带一路”并非债务陷阱外交?

(柏林30日讯)近年来,有关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是否是“债务陷阱外交”的讨论一直不绝于耳。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最新报告又有新的发现。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hatham House)近日发表研究报告指出,有关中国"一带一路"是"债务陷阱外交"的说法有误,因为支持这种观点的证据不足。

该报告强调,经济因素才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驱动力;中国的发展融资极不成体系、缺乏协调,因此难以追求具体的战略目标;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以及他们的相关政治和经济利益决定了其领土上“一带一路”项目的属性。

“受害者”难辞其咎?

“债务陷阱外交”一词最先由印度学者布拉马·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于2017年提出。当时,切拉尼在一篇题为“中国的债务陷阱外交”的文章中指出,通过“一带一路”计划,中国支持了占据战略要冲的发展中国家的基建项目,手段一般是给予这些国家的政府巨额贷款,于是这些国家纷纷跳入了债务陷阱,导致它们极易受到中国的影响。同年12月,斯里兰卡因无法还债,把汉班托港(Hambantota)租予中国经营九十九年。此事也成为批评人士提到“债务陷阱外交”时最常例举的案例。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报告则指出,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是两个被广泛引用的“债务陷阱外交”的“受害者”,而在这两个国家,最具争议的“一带一路”项目是由受援国政府自己发起的,他们奉行自己的国内议程。 他们的债务问题主要是由当地精英的不当行为和西方主导的金融市场引起的。 鉴于受援国的高层利益受到威胁,中国在这两个国家都面临着消极反应和阻力,虽然程度要比通常认为的要小。

其它质疑的声音

这并非首次有非中国的研究人员对中国“债务陷阱外交”的说法提出质疑。例如,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非研究所所长博黛蓉(Deborah Brautigam)于2019年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称,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债务陷阱外交;它只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她提到,其所在的中非研究所收集的关于2000年至2017年中国在非洲1000多笔贷款的信息,另外,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也从2005年至2019年确认并跟踪记录了中国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超过1400亿美元的贷款。从两所机构的发现来看,“一带一路”的风险似乎常常被过于夸大或歪曲表述。博黛蓉不否认中国的海外放贷方式存在问题,但是她认为“中国政府为了自身利益而有策略地发放债务的想法,并没有事实根据”。

同样是2019年,位于纽约的咨询公司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发布报告称,在以资源作抵押的贷款中,中国缺乏杠杆工具。该报告的作者分析了24个国家内的40起重新协商中国债务的案例,发现只有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一案明确涉及资产抵扣问题。报告以乌克兰为例指出,中国原以为会以粮食运输来偿还的一笔贷款,但是不得不最终诉诸国际仲裁来解决争端,“乌克兰案例显示,尽管中国国力雄厚,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但是解决争端的手段仍然有限,即使与这些小国发生争端也力有不逮。”

风险巨大

正如世界银行驻孟加拉首席经济学家侯赛因(Zahid Hussain)之前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尽管目前并没有太多关于中国贷款的公开信息,但是中国资金还没有到‘债务陷阱’的程度。”

然而,有关批评人士的担忧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德国科隆经济研究所(IW)不久前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中国向海外输出的资金大部分都来自于2013年后的“一带一路”倡议。今年的新冠疫情更是让不少债台高筑的"一带一路"国家雪上加霜。

科隆经济研究所的学者认为,欠中国巨额债务一方面造成了这些国家对北京的经济依赖乃至政治依赖,另一方面,债务本身的违约风险也十分高。对于放贷的中国而言,这同样也是巨大的挑战。研究者也注意到,过去十几年间,中国已经多次大幅减免非洲国家所欠债务。报告因此认为,“一带一路”框架下受援国与中国都面临巨大风险,说明中国模式本身的可持续性存在问题,而这很有可能是中国为其地缘战略崛起所付出的高昂代价。

主要问题及改善建议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在最新报告中也提到一带一路的主要问题:中国通过各种双边关系逐渐零星打造“一带一路”项目。但是双方的政经活动和治理问题造成项目计划不周、管理不当。由此给经济、政治、社会和环境领域带来严重的负面后果,迫使中国调整“一带一路”的路线。

如何提高“一带一路”项目的质量?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建议,中国的决策者应建立一个连贯、综合的决策系统,该系统应具有足够的风险评估能力以及严格、清晰、可执行的规则。 这将涉及解决中国内部的既得利益,特别是商业机构和国有企业种的既得利益。

就受援国政府而言,该研究所建议,它们必须对潜在项目的评估承担更大的责任,以确保其可行性和财务可持续性。 他们还必须发展与中国伙伴进行讨价还价的能力,以确保当地人民从“一带一路”项目中受益。 由于中国继续高度重视东道国的监管,“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伙伴必须加强其法律和监管环境。

新闻来源:德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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