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在东马有人提及“砂拉越人的砂拉越”及“沙巴人的沙巴”的用意是什么？它们是否有“离心”动向？更有人质问，东马会脱离西马吗？

这个问题目前看来是不存在的，以下有四个案例：第一个例子是在战后的1948年，槟城3个主要华团即平章会馆（华人大会堂）、中华总商会及海峡华人公会（峇峇公会）联合上书英国殖民地大臣，抗议马来亚联合邦协定的条文对华人不利。

后来在槟州立法议会上，巫统及其他议员投了反对票（15票），而有10票支持脱离联合邦。这意味着槟城不能脱离马来亚联合邦。

第二个例子是当马来西亚联邦在1963年9月16日成立前夕，即9月10日，吉兰丹州政府（伊斯兰党执政）入禀法院，要求宣布马来西亚协定无效或不把吉兰丹州包括在内。

高庭在9月14日判决，驳回吉兰丹政府的起诉。理由是：这些权力完全操纵在联邦（中央）政府手中得以落实马来西亚法令，而且吉兰丹不能擅自脱离马来西亚联邦。

新加坡退出震动沙巴

第三个例子发生在沙巴。沙巴是一个比较单纯的地区。当东姑在1961年5月提及有意组织马来西亚联邦后，才激发木材商兼报人唐纳·史蒂芬（后改信回教，改名为福尔）（卡达山人）在1961年8月组织卡达山统一机构（UNKO）。继之在1961年12月慕斯达化组成沙统（USNO）。

到了1962年也出现两个华人政党（团结党和民族党，后来并成沙华公会）。通过地方议会的３层选举，因卡达山人占多数，唐纳·史蒂芬被推举为首席部长，而姆禄人的慕斯达化则担任州元首，从此掀开两人的“战争”。

有一件事让唐纳·史蒂芬耿耿于怀的是新加坡在1965年8月9日退出马来西亚，而他事先并不知情，也没有被咨询，因此他要求检讨沙巴加入马来西亚的条件，更暗示举行全民投票是恰当的。

有鉴于东姑认为唐纳·史蒂芬已有离心迹象，有意将沙巴拉出马来西亚，也就趁此时机将唐纳·史蒂芬调往中央出任沙巴事务部长（一个没有实权的部长，1965年12月31日），但没有将首席部长位子给慕斯达化，而是给华人议员罗思仁（沙华公会）。

1967年在沙巴州选举时，罗思仁落选，慕斯达化在中央的支持下，成为沙巴州首席部长。因为慕斯达化的“叛逆”（1974年抗拒调任中央国防部长），促使敦拉萨/胡申翁在1976年鼓动哈里斯组成人民党，一举击败慕斯达化的沙统。

自此之后，沙巴州的改朝换代是等闲之事，只要当权者不听话，就会被中央拉下马，最后是巫统直接打入沙巴（1994年）取代慕斯达化的沙统，也就成为沙巴的主导政权了。

在这样的环境下，更没有所谓脱离联邦的事发生了。即使喊出“沙巴人的沙巴”，也被认为是不很恰当的。

东姑访砂倒州首长

第四个例子发生在砂拉越。在1965年出任首席部长的加隆宁甘（达雅族人，国民党党魁）因提出土地改革法案，允许土著保留地出售，造成土著党大加反对。在事情闹大后，宁甘撤销此法案，但他与中央的关系已无法修补，因为他坚持砂拉越加入马来西亚有其“特别地位”，并不是事事要遵从中央的。

东姑在1966年2月访问砂州时，就策划倒宁甘运动，但不是通过州议会，而是中央联盟理事会罢黜宁甘，起用保守党的达威施里出任首长。

宁甘不服，也宣布国民党退出联盟（1966年2月），接着入禀法庭要求判决罢黜无效，结果他赢了官司复职。但仍斗不过中央，因为在东姑拉拢州议员后，终于在砂州议会通过不信任动议（1966年9月23日），宁甘后来再上诉但失败，一场权力斗争暂时结束。

另一方面，在1975年砂拉越国民党（已退出联盟，尚未加入国阵）署理主席黄金明突被逮捕（内安令）引起轰动。他是在1975年10月30日被捕，而在1976年3月10日才获释放而限制居住在林梦。

口号只能作政治战略

这位曾担任砂拉越副首席部长在被捕时，担任马来西亚国会反对党领袖的黄金明是著名政界人士，他的“罪名”是向外国势力，也即是汶莱收取金钱作为回报是抹黑现任砂政府（此时是阿都拉曼耶谷担任首长），进而成立一个由他（黄金明）领导的州政府。他否认有关指控，并认为他因为活跃政坛，既是国会反对党领袖又是州议员，终于招致落难。

由此看来，东马的两个实例也告诉我们“东西马是不能被分离的”。口号只能作为政治战略，不能以此作为斗争旗号。